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是由国共两党联合发起成立的，保护和培养在战火下饱经摧残的中国儿童的团体。由于她始终坚持以民族利益为根本，以挽救战火下无家可归的儿童为己任，所以能够坚持长达八年，成为抗战中国共两党合作的最好典范。从该会的酝酿、成立、发展，一直到抗战结束，始终在两党最高领导的关怀下，“卓有成效地工作”着，甚至直到今天，海峡两岸的保育会师生仍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这充分说明保育会的影响是深远的。本文试就战时儿童保育会的诞生、发展以及国共两党在该会工作上合作成功的原因及意义做一探讨，不妥之处请各位专家学者指正。

一 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杰作

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全面抗战爆发，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共两党捐弃前嫌，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拯救中华民族于危难之中，开始第二次合作。八年抗战，国共双方基于民族大义，使其合作关系一直持续到抗战结束。尽管在此期间，国共两党在政治上、军事上的摩擦不断，但在一些具体的工作上，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就是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全民族团结的一朵奇葩。

七七事变后，日军相继占领了中国华北、华东和华中广大地区。国土遭蹂躏，人民被屠杀，无数个家庭学校毁于战火，成千上万的老百姓背井离乡，颠沛流离。最悲惨的是儿童，他们或者死于日军炮火，或者成为流浪孤儿、失学难童，他们举目无亲，流离失所，啼饥号寒，濒临绝境。甚至有的被敌人掳掠，“把这些儿童的鲜血输给受伤敌军，‘因幼童血液纯洁精壮，输于出血过多之负伤者，得能早复健康’，健康后又可以来打中国人。‘俟血液吸尽，则陈尸江海，现长江沿岸，已有不少装袋童尸’”^[1]。有的则被施以奴化教育，将来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的炮灰。

面对这种情况，国共两党以及民主进步人士中的优秀妇女，首先提出了“救救孩子们”的吁请。1938年1月12日，《妇女生活》杂志主编沈兹九女士在武汉一江春饭店召开座谈会，专门讨论战时受难儿童问题，到会的有邓颖超、孟庆树、安娥、史良、杜君慧等人。会议认为抢救战时难童已是当务之急，应加强宣传，争取社会各界支持。

第二天沈兹九根据座谈会精神，在邹韬奋主编的《抗敌三日刊》上发表短评说“事实告诉我们，各个战场上，事先并没有将儿童迁移，因此流徙惨死的不可计数。近日来，日寇更异想天开，将我们的七岁至十三岁的儿童大批地掠运回国，他们的目的何在，不难想象……”抢救难童的消息在武汉三镇传开后，引起社会各界人士广泛重视和支持。当时在武汉的沈钧儒、郭沫若、方振武等100多人发起组织“战时儿童保育会”^[2]。沈钧儒还专门在《妇女生活》上发表了未署名文章《战时儿童保育会缘起》，指出：“自从卢沟桥事件发生以来，我们的儿童们直接或间接受日本帝国主义杀害而死的，不计其数。即便能够侥幸活着的，也是流离失所，孤苦无依。当严冬到来的时节，他们虽不死于炮火刺刀之下，也要丧亡于饥寒疾病之中！”^[3]在这期《妇女生活》上还列出了首批发起人名单，包括沈钧儒、郭沫若、刘清扬、邓颖超、李德全等共计28人。1月24日下午在汉口女青年会举行了“抢救战时受难儿童”发起人会议，到会的共有各界代表50余人，会议推举李德全为主席，会上决定成立战时儿童保育会筹备组，公推李德全、郭秀仪、钟可托、安娥、唐国桢、吕晓道、于汝州、朱涵珠、曹孟君为筹备委员，由郭秀仪负责召集筹备会议并起草工作计划大纲。

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具有非常的广泛性。

首先是参与关注保育会的人几乎囊括了国共两党和社会各界的知名人士。1938年2月前后，为进一步动员社会各界人士支持儿童保育工作，沈兹九、曹孟君、徐镜平、安娥等发起“救救孩子”签名运动。《新华日报》、《大公报》、《妇女生活》等报刊也发表文章进行鼓动。先后签名的有宋庆龄、宋美龄、何香凝、宋霭龄、沈钧儒、郭沫若、邓颖超、陈波儿、李德全、王昆仑、沙千里、张劲夫、阳翰笙、邹韬奋、张素我、刘清扬、沈兹九等各党派及社会各界爱国知名人士182人。这182人均被称为战时儿童保育会发起人。

1938年3月10日，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武汉成立。在被推举的56名理事中，多半是中共党员、爱国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知名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