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回归后，笔者曾赴澳征集史料和文物近两个月，翻阅了抗战时期澳门出版的《华侨报》、《朝阳日报》等报刊，在历史档案馆、澳门日报社资料室查看了大量的史料和回忆文章；采访了不少当年参加抗战的老同志，他们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另外还搜集了许多抗战时期的实物、图片和文献资料。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抗战时期澳门同胞支援祖国抗战这个论题做一初步的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 中共在澳门的抗日统战工作

抗战时期澳门的许多抗日活动均是在中共的领导下进行的。由于澳门与珠江三角洲紧密相连的地缘关系和澳门在葡萄牙统治下保持中立的特殊环境，使其成为抗战时期中共党组织对外联络的窗口和桥梁。故有人把澳门称之为“革命者的走廊”。

关于中共党组织和叶挺的联系。九一八事变后，因受党内错误打击而流亡法国、德国的叶挺，为了便于了解国内抗日形势发展的动态，立即回到澳门。从1932年至1937年七七全国抗战爆发期间，叶挺基本住在澳门^[1]（其居住的两层小楼迄今犹存）。1935年至1936年间，从上海到香港工作的共产党员宣侠父多次约见叶挺，向他介绍国内抗日斗争的形势。之后叶挺应邀从澳门到香港，先后与潘汉年、张云逸见面，听取他们介绍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主张。全国抗战爆发后，叶挺毅然从澳门返回内地，主动请缨参加抗日，中共中央同意和支持他出任新四军军长。他即率军驰骋抗日战场，杀敌救国！

1935年，受潘汉年领导在香港从事党的地下联络工作的柯麟到澳门开辟工作。潘指示柯麟“要保持医生的名声，防止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2]。起初，柯麟在板樟堂街开了一个小诊所作掩护，从事地下革命活动，后来又到镜湖医院工作。全面抗战爆发后，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多次到澳门，指示柯麟利用在镜湖医院工作的机会，加强与群众的联系，并以此为基地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内地的一些游击队伤病员经常被送到镜湖医院秘密救治。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博古的妻子刘群仙还曾先后到镜湖医院治病。柯麟争取团结了一些工商界、知识界的知名人士。柯麟在下层群众中也有良好的声誉，为在澳门开展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37年11月，中共澳门支部成立。1938年1月澳门支部改为中共澳门特支。1938年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还曾到澳门指导过抗日救亡工作。

澳门成立党组织后，注意在各抗日团体、产业工人、学校中培养发展党员，先后建立了一些支部。后澳门特支发展为澳门工委。澳门炮台炮兵马路2号共产党员梁铁的家就曾是澳门工委活动的场所之一，在此曾举办党员骨干培训班。澳门党的工作“有了相当发展，到广州失守时，有党员50人”^[3]。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还利用澳门作中转站，营救从香港撤出的文化界人士。日军攻占香港后，立即搜捕数百名由内地疏散到港的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人士。周恩来就营救工作两次急电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明确指示将被围于香港的朋友先接到澳门转到广州湾（今湛江市），或先到广州湾然后集中桂林^[4]。经澳门的为西线，廖承志安排他们分4批由游击队护送到澳门，然后由澳门的中共秘密联络点——镜湖医院协助他们经广州湾或经中山、江门、台山等地到桂林。夏衍、范长江、梁漱溟等近百人都是经此路线转移的。

中共地方组织和抗日游击队，遵照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还对澳葡当局进行统战工作。香港沦陷后，澳门的处境十分困难，日、伪、海盗和土匪等势力乘虚而入，屡向澳葡当局挑衅。因此，澳葡当局希望得到相邻的中山县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的帮助。中共党组织和驻五桂山区的游击区指挥部，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利用澳门“中立区”这一特殊环境与澳葡当局建立了合作关系，以动员和团结澳门的广大爱国同胞支援祖国的抗日斗争。由于党组织与指挥部做了一系列维护外围治安的工作，澳葡当局允许中山抗日游击队在澳门采购药品、弹药等，“中山游击队还在澳门设立了不公开的办事处”^[5]。此外，中共党组织还在澳门发动爱国学生运动，建立地下交通和情报工作站等。

二 澳门同胞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澳门同胞是中华民族的同根兄弟，素有优良的反帝爱国传统。在国难当头的抗战时期，他们以血浓于水的赤子情怀，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