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国民革命运动，高高地举起了打倒帝国主义的旗帜。这一运动的主要矛头所向，是列强在中国的领头羊英国。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后，发动了一场以修订不平等条约为中心的“革命外交”，其重心也不在日本。然而，日本政府未能真正意识到国民革命运动给中国所带来的巨大变化，不愿调整政策以顺应中国形势的变化，而仍然以旧思维和旧方式来对待中国恢复国家主权的要求。相比之下，自1927年初已开始调整对华政策的英美，在“革命外交”中逐渐获得了中国民众的一些好感。而日本的僵硬态度，不仅为中国民众所反对，也未能获得英美等国的支持。在中国争取关税自主权的斗争中，日本陷于孤立的状态。其结果是最终取代英国，将自己置于中国人民的最主要的对立面。

关于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大陆近年来已有一些研究，台湾方面的研究则更为充分些。但这些研究都比较注重与英美的交涉，而对中日交涉则较少论述^[1]。本文将集中考察中日有关关税自主问题的交涉，并注重分析以往研究中未曾注意到的日本与英美之间的微妙关系，以探讨日本在中国革命洪流中的地位演变。

一

在北京政府统治的最后几年，曾出现了一场颇有声势的修订不平等条约的运动。但中国内部的纷争局面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北京政府的权威性，修约运动未能取得预期的结果。1928年6月，南京政府的北伐军队占领北京。中国基本统一局面的形成，使南京政府在对外交涉中拥有了更大的权威性，修废不平等条约的革命外交也具有了比以往更为有力的法理的和实力的支撑。

北平甫定，国民政府便于6月7日发表宣言，宣布国民革命的军事时期将告终结，今后将要从事整顿与建设工作。但是，在不平等条约所加于中国的诸种束缚未解除之前，建设工作极难收效，因此，“另订新约，以适应现今时势要求，实属无可再缓”^[2]。7月7日，南京外交部发布订约三原则，宣布条约期满者当然废除，尚未期满者则以相当手续解除而重订。两天后，国民政府颁布《中华民国与各外国旧约已废新约未订前适用之临时办法》，规定在此期间，“在华外人应受中国法律之支配及中国法院之管辖”，“凡华人应纳之税捐在华外人应一律照章交纳”^[3]。

国民政府将列强在华特权分为五大类，预定将革命外交分五期进行。第一期恢复关税自主权；第二期取消治外法权；第三期收回租界；第四期收回租借地；第五期收回铁路利权、内河航行权、沿海贸易权等。国民政府之所以将恢复关税自主权作为革命外交的第一步，这是因为现行的协定关税不仅损害中国主权，而且对整个中国经济也有着直接的制约作用。解决这一问题，不仅具有政治意义，还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它既有助于中国民族经济的振兴，也有助于处于困难中的国民政府财政的改善。

7月19日，国民政府外交部照会日本政府，指出中日条约展期将到，“国民政府自应本7月7日宣言之主张，根据平等相互之原则，商定新约。在新约尚未订立以前，当按照本国政府所颁布中华民国与各外国旧约已废新约未成前之临时办法，宣布实行，以维持中日两国之政治、商务关系”^[4]。照会附上《中华民国与各外国旧约已废新约未订前适用之临时办法》7条，并希望日本在最短期间内派全权代表与中国缔结新约。值得注意的是，国民政府在致其他条约期满国家的照会中，都以“概予废止”等明确的语言声明废止与该国的旧约，但对日本的照会却是一个例外。尽管通过将实施对外人管理《临时办法》的表述，也传达了旧约已被终止的意思，但毕竟没有明确说出对其他国家都曾说过的废止旧约的语言。显然，这是尽量避免对日本的语言上的刺激。

然而，已经习惯了居高临下地对待中国的日本，还是不能接受这样的照会。日本驻南京领事冈本一窦拒绝正式接收这一照会，而只是同意将照会的内容向外务大臣做非正式的转达。日本内阁会议于7月20日讨论了这一问题。首相兼外务大臣田中义一在会上表示，中日条约仍然有效，应对中国政府的要求断然拒绝。中国如不反省，日本惟有照既定方针迈进。日本内阁会议当日形成的决定是：对于蔑视国际信义的不慎不法暴举，一概置之不理。注意监视国民政府的行动，若其以无条约为理由，有不慎行为时，将断然对其抗议，并根据条约规定，采取合法的措置^[5]。次日，正在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