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序言

1937年7月7日，在北京西南郊外的卢沟桥，中国军和日本军之间发生了枪战，这次事件成了引发中日之间全面战争的导火线。在这之后持续八年的中日战争给被害方中国带来了难以言表的痛苦和灾难。作为加害方的日本也难免蒙受了惨重的损失，面对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抵抗，日方为维持和统治占领地不得不付出巨大的牺牲。由于中国领土广大、人口众多，日方企图完全控制中国、行使实际统治权的努力是难以得逞的。围绕这样一个观点，日本政府以及各个政治势力之间，从一开始就接连不断地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如何收拾无法继续支撑下去的战争残局成了棘手的难题。1938年日军占领了许多主要城市、公路、港湾，到这一阶段，日方开始积极摸索新的统治方案，他们认识到拉拢亲日的中国人成立傀儡政权以后，间接统治中国比用武力直接统治中国有利得多^[1]。从某种角度看，这个方案也是日方迫不得已的抉择。

东亚联盟论，是由当时日本政治集团和军内持有相对温和立场的部分人士提出的政治主张之一，其目的无非是想早日结束战争，使日本尽快从困境中解脱出来。为实现东亚联盟论而建立起来的东亚联盟协会逐渐发展壮大，拥有了相当大的影响力。曾有一段时期，东亚联盟论成了日本政府的外交方针，提供了实用的对中政策方案。其主要内容是：与中国方面稍做妥协为前提条件，实现日本的“内部指导”，以表面上承认中国的政治独立来换取日本在中国安全稳定的经济掠夺，再进一步实现由日本主导的共同国防，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军事基地^[2]。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的对中国声明，即所谓近卫声明，为其政治目的接受了东亚联盟的主张。众所周知，这一声明成了汪精卫出逃重庆建立傀儡政权的直接契机^[3]。汪伪政权以及之前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等傀儡政权的成立及维持过程中，东亚联盟论被当做重要的理念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从这一点上来看，东亚联盟论、东亚联盟运动在中日战争的漩涡中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正因为这样，关于东亚联盟论及以东亚联盟论为基础而展开的东亚联盟运动方面的研究，早已引起日本历史学界的关注^[4]。近几年来，研究抗日战争的中国学者当中也有几个人着手中国国内东亚联盟运动方面的探索，并陆续发表了一些成果^[5]。但是，纵观已往的研究，偏重于考察东亚联盟论的理论框架，或者仅仅描述东亚联盟运动的整个展开过程而已。笔者认为，对东亚联盟运动有必要进行更加具体的实证研究。

立足于上述观点，本文拟研究如下几个问题：中国的东亚联盟运动与日本的东亚联盟运动有何联系；中国的东亚联盟运动是如何演变、发展的，其特征是什么；怎样评价东亚联盟运动。为此，本研究依次考察如下几个问题：首先考察，在日本东亚联盟论是怎样被提出来的，东亚联盟是如何发展下来的；其次考察，各地区东亚联盟团体的组建及由各地东亚联盟组织联合成立的东亚联盟中国总会的发展过程；再次考察，在成立及操纵这些团体的过程中，日本方面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给予了何种影响。

二 东亚联盟论的提出与日本的东亚联盟运动

主导东亚联盟的首要人物是石原莞尔，20世纪30年代，他在日本陆军省参谋本部、驻满洲日本军即关东军担任了要职，在军部内拥有相当强大的势力。他于1931年提出了“世界最终战争”论，他主张亚洲内的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应联合起来阻止苏联侵占全世界，并指出与苏联的共产化企图抗衡是整个世界最大、最终的战争。为了与苏联对抗，第一步骤应构筑以日本为轴心，包括韩国（朝鲜）、满洲、中国在内的共同防卫体系和共同经济体系；而且，要建构天皇统治下各地行政分治的政治体制^[6]。

这样的主张源于当时的国际形势。1931年9月，日本军占领满洲，在军事上跟苏联相对峙，各界对共产主义的扩张怀有忧虑并表示反对。它要构筑包括中国在内的军事共同体的设想，其实与早前由部分政客所提出的东亚协同体论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7]。

从1936年末起，东亚联盟论开始显现出明显的变化，这是因为西安事变之后，他们感受到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逐渐兴起，而且他们对中国的认识也有了较大改变。很多人主张，日本军事出兵应有利于各民族间的协和与共存为前提条件。当然，上述主张与当时日本对中国政策的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