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曾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特别是世界上一些大国对事变更是密切注视，同时这些大国对事变的政策也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从苏联来看，它对事变实行的是不干涉政策，但其中又包含了某些非中立性的因素，这就使不干涉政策呈现一种复杂性。苏联为什么要实行不干涉政策，如何评价这种不干涉政策？这是九一八事变研究中应当探讨的一个问题。

一 苏联不干涉政策及其动因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苏联对此表示了极大的关注。事变第二天，正在莫斯科参加中苏代表会议的苏方代表、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就向中方代表莫德惠通报了苏外交人民委员会收到的“关于满洲发生很严重事变”的电报内容，并请莫德惠向他提供“有关这一事变的全部情报”^[1]。苏联对事变做出的反应表现为两种趋向：道义上对中国同情和外交上对这场冲突的不干涉。

道义上的同情主要见诸苏联政府的声明和苏联报刊的言论。加拉罕在9月23日同莫德惠会谈时表示：“非常了解苏联对华态度的中国人民可不用怀疑我们的同情是在中国方面。”^[2]9月24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又发表声明指出：“苏联在道义上、精神上、感情上完全同情中国，并愿做一切必要的帮助。”从9月23日到10月28日，苏联《真理报》相继发表《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对满洲的军事占领》、《瓜分中国》、《满洲的被占和日本无产阶级的反帝斗争》、《满洲分赃的斗争》、《满洲的绳结》等社论和署名文章，谴责日本的侵略，表示同情中国人民的斗争。

苏联在道义上对中国寄予同情，而在实际上却奉行中立性的不干涉政策。日本占领沈阳后，继续向东北扩张，因担心苏联会出兵干涉，便照会苏联政府，如果苏军进入中东铁路区，日本将不得不保护其本国侨民，并保护洮安、齐齐哈尔间的铁路。苏联政府在回复日本的照会中指出，苏联根本无意于干涉“满洲”事件^[3]。九一八事变后不久，马占山率部发起江桥抗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日本当局恼怒之余，竟指责苏联援助马占山抗日，说苏方向马占山提供了教官、火炮、飞机和飞行员。就此问题，苏联政府于1931年10月29日致函日本政府声明，包括马占山部在内的中国东北各支军队中从未有任何苏联教官，也从未得到苏联的任何武器和军事装备。11月14日，李维诺夫致函日本驻苏大使广田，重申苏联对中日冲突采取不干涉政策，并进一步解释说：“苏联之采取严格的不干涉政策，乃起自其不可更改历来之和平政策，乃尊重对华条约与他国独立之信念。”^[4]11月20日，李维诺夫在回答广田大使指责苏联同意用中东铁路运送中国军队的声明时宣布，苏联政府在同其他国家的一切关系中一贯严格执行和平与睦邻关系的政策，它严格遵守不干涉各国之间冲突的政策^[5]。日本向苏联提出，既然在1929年的中苏冲突（中东路事件）中南满铁路没有用来运兵，现在中东铁路也就不应再运送中国军队。李维诺夫在答复中一方面否认苏联1929年的行动和日本1931年的入侵有任何相似之处，另一方面又允诺苏联政府无论如何不会同意在中日冲突中运送任何一方军队到前线。1931年11月，国联决定派调查团到中国东北，当国联秘书长埃里克·德拉蒙德邀请苏联参加时，被苏联拒绝。李维诺夫答复说，苏联政府实行的完全是“严格的中立路线”^[6]。1933年2月，德拉蒙德再度邀请苏联参加国联关于“满洲”问题的常设委员会，李维诺夫以同样的理由予以拒绝^[7]。而且，苏方还直截了当地向中方表明其政策是不干涉。1932年3月17日，加拉罕同莫德惠会谈时就这样说：“我们的政策是敏锐地观察所发生的事件，并且不干涉。这是惟一正确和目前可能的政策。”^[8]

苏联为什么要实行不干涉政策？这首先与它对九一八事变的认识有关。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初，苏联虽已意识到事变的严重性，但这时主要还是将其看做是中国内部之事务，希望中国自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加拉罕对莫德惠说：“中国政府完全可以平稳地和自由地采取它现在认为需要的步骤。”^[9]1932年8月，苏联当局在释放被拘于海参崴的中国青年时表示：“在我们只是努力于自己的建设，关于中国的问题，就目下说，原是站在同样的关系上，我们只有中立。中国的事情，只是要自己努力了。”^[10]当然，这不是说苏联当时没看到九一八事变对世界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