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冷战格局下的《旧金山对日和约》

台湾蒋介石政府与日本吉田茂政府在1952年4月订立的所谓《中华民国与日本国间和平条约》（以下一律称为《日蒋和约》），是1951年9月《旧金山对日和约》的派生物；两者都是在冷战格局之下，由美国政府一手操纵和导演下完成的，是贯彻美国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战略意图的一种产物。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挟其强大的战胜国之余威，向远东伸展战略势力，广及西太平洋和东亚大陆。被美国以盟国的名义实行军事占领的日本，是美国在西太平洋上面向东亚大陆的战略阵线的核心基地。美国在日本实行了一条巩固在日独霸地位的路线，力图把日本变为美国称霸世界的一个基地。从杜鲁门政府开始推行的美国上述政策，基于美国的国家利益，与战后逐步形成的美苏两大国争霸、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格局密不可分。

当战后冷战格局形成，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又节节获得胜利的情况下，美国政府从它的新的全球战略出发，决定把原来的敌国日本，变成美国在远东的支柱，以遏制与反对苏联和中国革命，并围堵新中国。为此，美国改变了它在占领日本初期推行的比较彻底的“非军事化”、“民主化”政策，改而刻意扶植日本，使之成为它在远东最重要的盟友和最大的经贸伙伴。而受到美国扶植的日本垄断资产阶级和不甘失败的军国主义势力，也亟图指望依靠美国，实现其潜在的帝国主义野心。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美国政府和日本当局自1947年以后，就急欲谋求结束对日本的“占领”和“管制”状态，让日本以主权、独立国家的地位，以美国盟友的身份，重返国际社会，充当美国推行全球战略的亚洲基地。

为实现上述目标，美国在外交上和国际关系上所采取的主要举措，就是联络大战期间对日作战的盟国与日本签订符合其需要的“对日和平条约”，同时建立美日两国的“安全保障体制”。

1949年和1950年，在远东发生一系列足以改变亚太战略全局的，甚至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1949年中国革命获得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订立；同年朝鲜战争爆发。在美国的战略视野中，这一系列事变是共产主义势力在亚洲的蔓延，是苏联阵营的扩张和向“自由世界”的挑战。正如当时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顾维钧所作的判断，由于美国失去中国大陆，日本在其战略天平上的地位更显重要。“无疑，美国人对中国混乱局势的反应是：另择对象。作为在远东的新的依靠，日本是一个可以选择的对象。并且，依我看来，美国急于要使一个重新整顿过的日本，同印度一起参加一个集团，以阻止共产主义威胁的进一步扩展。”^[1]于是，美国加紧了对日本缔结和约的步伐。

1950年4月，美国共和党人杜勒斯被杜鲁门任命为国务卿艾奇逊的高级顾问后，即积极进行缔结对日和约的活动。同年9月14日，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业已授权国务院，就对日和约的程序问题，与远东委员会其他会员国家进行讨论。美国认定以国际会议来起草对日和约，必遭苏联的干扰，遂采取与各国进行个别磋商的办法。杜勒斯乃与关系各国进行个别交涉。10月26日，美国政府提出一份关于对日和约问题的备忘录，其中提出缔约国家是所谓“任何或一切愿意在所建议的和可能获得协议的基础上缔和的对日作战国家”，而不是全部对日作战国家。这是企图把中国和苏联排斥于缔约国家之外。苏联政府于11月在致美国政府的备忘录中，对美国备忘录提出质询。

中国政府研究了美苏两国的备忘录之后，于12月4日授权周恩来外长发表关于对日和约问题的声明。《声明》全面阐明了中国政府关于对日和约的原则立场和方针政策，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基本方针是在力求于尽可能的短期内，缔结共同对日和约，以使早日结束对日战争状态，使日本人民早日获得民主与和平。”《声明》批驳了美国政府对日和约备忘录拟定的方案，指出它违反盟国共同对日作战的目的，破坏所有有关对日政策的国际协议，并且强调：“开罗宣言、雅尔达协定、波茨坦公告及……远东委员会各国所同意通过的对投降后日本之基本政策……乃是共同对日和约的主要基础。”《声明》严正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惟一的合法政府，它必须参加对日和约的准备、拟制与签订……对日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