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滨海新区位于京津冀城市圈和环渤海湾城市带的交汇点，面积达2270平方公里，是为带动天津及京津冀经济圈经济跨越式发展而着力培育的新的经济增长极。其发展潜力及对周边地区经济发展带动作用的充分发挥，必然受到它所依托的天津母城区和京津冀地区及其腹地经济发展态势、经济一体化进程和在全国所处经济地位等外部环境的影响。

一 滨海新区经济发展的环境分析

区域经济学中的“经济增长极理论”认为，一个区域经济的发展是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依次发挥作用的过程，也就是说，经济增长不是以均衡的速度发生在区域内的所有地方，而是首先以较大的强度出现在增长极上，然后以不同的渠道向其周围地区扩散，进而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终极影响。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深圳、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上海浦东都在各自的经济区中扮演着增长极的角色。具有明显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和功能优势的滨海新区，无疑最有条件成为京津冀经济圈的增长极。与其他两个经济圈相比，开发开放起步较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京津冀经济圈目前正处于极化效应更为明显的阶段。极化效应发挥作用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资源向增长极不断集聚的过程，也是资源向增长极流动的“洼地效应”的形成过程。但是，极化效应或“洼地效用”的形成，除增长极自身所具有的优越的区域位置、完善的基础设施、灵活的管理体制、健全的法律制度、通畅的人流、物流、信息流等内部优越条件外，还需要区域内其他地区具有相当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较高的经济竞争能力，以及较高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以便为增长极经济的先行起飞提供丰裕的资源和必要的产业配套能力。尽管外资的引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增长极发展资金短缺方面的不足，但是相对完善的产业配套能力的形成却往往是外资所力不能及的，而且过于依赖外资所产生的受世界经济变化和国际资本市场波动影响大、自主创新能力低等方面的负面效应也不能忽视。

（一）京津冀经济区中不利于滨海新区发展的因素

天津滨海新区在京津冀经济区中的增长极地位尚未确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所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竞争力和经济一体化水平较低。

1.天津滨海新区所处京津冀经济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竞争力较弱

一个区域内城市的竞争力越强，人均收入水平越高，表明该区域的经济活力愈强，经济发展水平愈高，同时意味着该区域内的要素流动性越强。这样，该区域不仅能够为其增长极提供丰富的发展资源，而且整个区域富有活力的市场竞争环境不但能为其增长极吸引众多的区域外部资源，而且对增长极市场竞争机制的形成也是有利的。京津冀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基础较好、发展潜力巨大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三大经济区之一，区内包括北京、天津两个特大型中央直辖市和秦皇岛、唐山、承德、张家口、保定、廊坊和沧州等大中型地区中心城市。由于开放时间较晚、政策优惠程度较低和区内经济一体化进程较慢等方面的原因，该经济区与以深圳、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和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相比，无论是在区域竞争力方面，还是在产值和在全国经济中的地位方面，都逊色不少。表1对三大经济区主要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和人均收入水平进行了比较。

从表1可以看出，京津冀经济区除北京和天津两大都市的竞争力较强、人均收入水平较高外，其余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和人均收入水平均比较低，从而该区域整体的城市综合竞争力和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和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另据专家分析，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唐三个城市圈的核心竞争力分别是48.34、25.78、18.56，基础竞争力分别是31.83、16.52、17.44，辅助竞争力分别是7.O5、6.89，5.92，综合竞争力分别是58.46、31.45、28.04。上海2003年实现的地区总产值为6250.81亿元，北京和天津相加只有5988.81亿。上海2003年地方财政收入为899.28亿元，北京和天津相加只有797.06亿元。珠江三角洲是中国80年代经济高速发展的引擎，而长江三角洲为拉动90年代的全国经济做出了重要贡献，相比之下，京津冀地区对全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就不是那么明显，其潜力尚未得到充分发挥。因此，无论从资源、市场供给方面，还是从竞争环境形成和区域经济活力提升方面，京津冀地区相对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竞争力对滨海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