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同时也是我国城市化发展最为成功的地区之一，早在1989年就被法国著名学者戈特曼誉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近年来的飞速发展更是引世瞩目。在城市发展日益成为经济发展增长极的今天，究竟是什么因素决定和影响了中国城市化发展最为成功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城市化进程？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城市化是否像发达国家地区的城市化那样源自工业化的推动？这些问题无疑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本文将以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城市化发展为研究对象，研究改革开放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化发展的内在动因和规律，以期能对上述问题作解答，为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提供有益借鉴。

一 城市化动因的理论探析：中国特色的三元主体城市经济模型

19世纪欧美国家工业革命的兴起和繁荣推动了城市的迅猛发展，从而使其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发展经济学家在研究欧美国家的城市化进程时发现：一般来说，来自城市的吸引力和来自农村的排斥力即“拉力”与“推力”是构成城市化持续推进的动力机制——工业化形成的“拉力”效应和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所形成的“推力”效应（Todaro，1969）影响和决定着城市化的进程。钱纳里和赛尔奎因在1975年的研究中指出：城市化可以看作是“以导致工业化的贸易和需求的变化为开端、以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就业的源源不断转移为结果”^[1]的一个过程。钱纳里和赛尔奎因通过研究各个国家经济结构转变的趋势进而指出：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上升，工业化的演进导致产业结构的转变，从而带动了城市化程度的提高。^[2]钱—赛模式表明，随着工业化逐渐向高层次阶段演进，工业化对城市化进程的主导作用逐步分散而减弱（郭克莎等，2002）。但是，从本质上说，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基本动力，城市化是工业化的产物。在我国，很多学者认为：中央政府发动的工业化和农村自发的工业化是推动我国城市化发展的主要力量（赵新平，周一星，2002）。也就是说，工业化是影响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仇保兴，2003）。经济地理学和新城市经济学，尤其是空间经济学在研究城市的形成、起源和发展等问题时深入和细化了工业化对城市化和城市的作用。空间经济学创始人藤田和克鲁格曼等学者通过考察19世纪美国城市发展的历史指出：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及城市化进程是在市场条件下企业和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或效用最大化的结果，是市场经济主体相互之间发生作用的自我组织过程（Fujita，Thisse，1996；Fujita，Krugman，1999）。由于19世纪的美国是“自由主义”和“完美市场”盛行的时期，因此，藤田和克鲁格曼所考察的城市形成和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显然处于一个只有企业和个人二元主体参与的城市经济之中。当市场不尽完善、存在政府部门的干预时，城市化进程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企业、个人和政府的多重影响和作用。在我国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进程中，我国的城市发展和城市化实际上处于一个由企业、个人和政府三元主体参与的城市经济之中。因此，在这个三元城市经济中，企业、个人和政府部门的相互影响和作用共同决定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如果以U代表城市化，那么城市化函数可以表示为如下形式：

U＝F（企业，个人，政府）

以下本文将结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化的历史实践，利用1984～2001年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长江三地区城市化进程的内在动因进行深入探讨。

二 改革开放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化发展演变的实证分析

根据以上城市化函数，本文选择利用反映城市化活动的城市化率指标、反映非农经济活动的企业活动指标和反映政府行为影响的政府类指标等三类指标来全面考察改革开放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化的发展与演变。

（一）指标选取、方程建立和样本说明

具体来说，反映非农经济活动的企业活动指标包括综合反映企业发展水平的工业化率指标和具体反映企业集聚演变的企业集中度指标；在构建反映政府行为影响的政府类指标时，考虑到一个城市所处市场的完善程度直接影响着一个城市微观经济的运行，而市场完善程度的变化一方面反映了纯市场因素的作用另一方面则突出反映着政府政策和体制改革、制度改进的重要影响，因此，我们设定市场开放度指标来主要反映政府政策和体制改革城市化的影响；同时，由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