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近年来，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强劲增长，以及贸易摩擦的频繁发生与贸易环境的恶化，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市场的结构问题受到更多的关注。对外贸易的市场结构关系到贸易的稳定性和安全性问题。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也让人们进一步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中国经济增长的外贸依存度高，这一问题显得更为突出；另外，对外贸易的市场结构与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也密切相关。鉴于对外贸易市场结构问题的重要性，国内外有许多学者就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

许多研究表明，对于外贸依存度较高的国家来说，出口贸易的剧烈波动会严重影响国内市场的平稳发展，带来国内整体经济的波动（Love，1987；Dawes，1996）。从进口国方面来讲，贸易波动主要来自需求变动及结构调整；从出口国方面来看，多数研究将波动的原因归结于出口贸易的集中度方面。贸易集中度可以从商品集中度和地理集中度两个方面来理解，这也是贸易多元化政策的主要依据之一（Adams和Behrman，1982）。但是，也有文献认为集中度高可以降低市场多元化带来的政治、市场营销成本，产生规模效应（Tegene，1991）。Dowling和Ray（2000）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处于快速经济增长中的亚洲国家的贸易和投资模式，指出了现有贸易模式的成因以及以出口驱动的经济增长所面临的中期和长期挑战。

20世纪90年代初期，鉴于中国对外贸易高度集中于中国香港、美国和日本等地的现状，为了突破西方对中国的制裁，减少经济以及政治风险，中国提出了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学术界对这一问题从多个角度展开了研究。

在出口市场多元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方面，许统生等（2008）采用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了出口市场多元化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和短期效应，认为短期内出口市场多元化会阻碍经济增长，但长期内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并认为必须坚定地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才能保持中国出口收入的稳定增长。

在出口收入的稳定程度与贸易集中度之间的关系研究方面，刘靖等（2006）通过建立出口不稳定指标和采用Gini-Hirschman系数衡量出口地理集中度，证明了中国农产品的出口地理集中度与出口贸易不稳定存在正相关关系。刘卫江（2002）采用计量模型研究了出口收入不稳定与出口商品集中度、地理集中度、初级产品出口占总出口比率、工业制成品占总出口比率、机械设备占总出口比率、杂项制品占总出口比率之间的关系，发现出口地理集中度对出口收入不稳定的影响为正，但系数不显著。徐颖君（2006）分析了出口收入不稳定与出口商品集中度、出口地理集中度之间的关系，发现出口市场集中度、出口地理集中度与出口收入不稳定之间均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在对单一部门产品出口市场结构的研究方面，帅传敏等（2003）利用市场份额模型（CMS）发现中国农产品出口结构变化不合理，主要表现在在世界进口需求增长缓慢的市场上占据较大份额，而在世界进口需求增长较快的市场上国际竞争力提高缓慢。程国强（2004）研究了中国农产品出口结构的变化，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政策建议。郭燕（2010）研究了中国纺织品出口市场的多元化问题。

在对外贸易多元化现状及战略的研究方面，由于中国出口市场一直都依赖于少数几个地区，因此许多学者（如强永昌，1992；宣家骥和戴克维，1996；高敬峰，2001等）都指出中国出口贸易过度集中在少数几个地区对中国外贸发展带来的风险。魏浩和马野青（2006）采用Herfindahl-Hirschman集中度指数、Shannon-Weaver多样性指数以及均匀度指数研究了中国出口商品的地区结构，发现中国出口商品的地区结构整体上表现为不断优化的趋势，但在部分地区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平衡性。蔡一鸣（2006）采用基于资产组合模型的出口市场组合模型来定量分析中国出口市场的多元化问题，发现中国出口市场仍然较为集中，且各主要出口目标市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波动。张曙霄和孙莉莉（2008）通过实证分析认为中国的“市场多元化”战略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对外贸易市场结构仍然很不平衡，并且同三大贸易伙伴的进出口商品结构相似。杨长湧（2010）从动态和静态角度对出口市场多元化进行了分析，同时采用出口分散度指数和泰尔熵指数对中国的对外贸易市场多元化程度进行了度量。在此基础上，提出通过平衡发达国家市场，开拓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