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温室气体排放引起的全球气候变暖，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对人类的威胁已跃升为国际政治、经济等议题的榜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已从环境保护问题上升为国与国之间贸易利益博弈的新领域。一些发达国家看到了战略性环境政策对拉动经济增长，抢占全球政治、经济、文化，乃至道义制高点的潜力和作用。许多国家采取了限制出售或禁止进口高温室气体排放产品、对产品和生产加工方法（PPMs）设置强制性的减排节能技术法规或自愿性标准等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对策。于是以减缓气候变暖为外衣，在贸易政策的“武库”中添加新项目，诸如碳排放标准、碳标签和碳关税等。碳排放标准超出了发展中国家的减排技术能力，碳标签将使发展中国家企业出口的市场份额显著下降，碳关税的实施将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成本。欧盟设想从2008年初便开始酝酿征收碳关税；2009年6月，美国首次明确了自2020年起美国将对来自不实施碳减排限额国家的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英国是全球最早（2007年3月）对产品推出碳标签制度的国家，日本、美国、德国、加拿大等十四个国家紧随其后纷纷推出碳标签计划。这些政策对发展中国家都构成了环境壁垒，从而使能耗和排放强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面临不利局面。可见，气候变化引起的新型环境壁垒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重要性。正如Baldwin（2000）所指出的：贸易自由化，使得国际贸易的竞技场地更加平整。但这样的平地，很轻微的“翘起”，就会对生产产生巨大的影响。尤其是环境法规看起来很小的差异就可以对生产造成不可估量的效应。随着气候变化下新型环境壁垒对国际贸易影响的扩大，广东工业产品和农产品出口面临冲击的风险也在不断增大，广东的贸易发展及经济增长也将迎来新的挑战。因此，研究发达国家新型环境性贸易壁垒的特征，探讨广东应对壁垒的低碳化发展策略，已成为广东对外贸易发展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二 文献述评

近年来，对贸易壁垒问题的关注焦点由倾销、补贴、配额等向碳排放标准、碳标签和碳关税转化，新型环境壁垒成为当今国际贸易、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等领域研究的前沿课题。新型环境壁垒事关国家的利益博弈，现有研究大多还集中在产生的动因、国际贸易中碳排放量的分析及合法性等方面。而新型环境壁垒的贸易效应及其应对机制逐渐成为当今研究的前沿和热点问题，但因理论基础的缺乏、壁垒的难以量度及其他多方面的原因，其理论研究及实证研究进展都比较缓慢，尚未取得突破性的重大成果，这要求我们必须加快研究进展，提出新的研究思路。现将仅与本文相关的国际贸易新型环境壁垒的贸易效应及应对机制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动态加以分析说明。

（一）新型环境壁垒贸易效应的研究现状

针对碳关税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一些学者进行了定性判断。曲如晓和马建平（2009）、徐驰（2009）、尹希果和孙惠（2010）指出，碳关税政策一旦实施，将对国际贸易格局、贸易条件和中国的出口贸易产生重大的影响；另一些学者就碳关税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进行了量化分析。如麻省理工学院的Babiker（2005）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计算得出的结论是：如果被征收碳关税，中国出口行业特别是能源密集型产业将遭受非常巨大的损失；World Bank（2007）的研究报告指出，如果碳关税全面实施，中国出口量因此可能下滑21%；Dong 和 Whalley（2009）详细分析了碳关税对贸易流量的影响，认为碳关税对世界贸易的总体影响较小，但高碳部门贸易所受的影响会比较大，并且碳关税对贸易的影响很可能与金融的作用相互叠加，使世界整体走向绿色贸易保护主义；鲍勤、汤铃和杨列勋（2010）、沈可挺和李钢（2010）也运用了CGE模型分析了美国碳关税对我国对外贸易可能带来的影响；吴洁和蒋琪（2009）、陆燕等（2010）、徐俊（2010）等定性分析了碳标签对发展中国家贸易的影响；van Beers 和 van den Bergh （2000）使用横截面数据，检验了碳排放标准对采矿、造纸、钢铁、有色金属等高污染行业贸易的影响；Xu（2000）使用横截面数据，验证更高的减排标准是否会使实施国出口上升、进口下降。

迄今为止，国内外就新型环境壁垒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其中不乏较为详细的量化分析，但进一步考察却不难发现，现有研究也略显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