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经济进入了低水平均衡陷阱

从当前中国经济的现状来看，经济增长在“软着陆”以后持续减速，国内市场有效需求不足；政府采取高强度的积极财政政策，大幅度增发国债，加强政府投资，但对民间投资的拉动作用十分有限，乘数作用很小；金融政策的效果也很不明显，几次大幅度降低利率都没有对投资产生明显的刺激作用；物价持续下降。这些事实说明，中国经济进入了一种特殊状态。笔者认为，这种状态是在5种长期发挥作用的力量推动下进入了“低水平均衡陷阱”。即在人均收入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储蓄上升，但不能全部转化为投资，经济增长受到有效需求不足的抑制，市场供给过剩，失业率上升。

1.作用力之一：技术创新的外生性与经济扩张的边际就业弹性下降，导致就业不充分，有效需求增长落后于经济增长

就业与技术创新是影响经济均衡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这两个因素之间又有紧密联系。在当今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对于中国来说，开放和参与国际竞争是加快经济增长的必由之路，参与国际竞争的首要条件是加速技术创新，提高生产效率，而引进先进技术是最直接的捷径。在当代大工业生产领域内，低价格的劳动力优势在竞争中的作用在下降，技术创新的一般方向是节约劳动力和提高经济质量。显然，这与解决中国劳动力就业问题是相矛盾的。这种矛盾主要是由中国的技术创新的“外生性”和跳跃性所致。

第一，“外生性”的引进技术使制造业生产的规模经济水平实现跳跃，带来制造业边际就业弹性的大幅度下降，使得制造业就业不能与制造业生产同步扩张。处于工业化阶段的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撑仍然是工业。由于当代工业生产技术高度发达，使得工业生产以大规模高速度为基本特征，资金密集度大、劳动密集度小，不但工业扩张的边际就业弹性低，同时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较高。在80年代开始大量引进先进生产技术后，满足国内市场增长的需求产量所需要的就业增长率一直在下降，但由于市场需求增长快，经济总量迅速扩张，总就业人数增长率仍然较高。1996年国内市场达到了产品市场供求基本均衡以后，就业弹性急剧下降，就业增长速度明显减缓，就业压力逐步变得明显起来。这就意味着居民收入增长不能与经济增长（或产出增长）同步，进而使有效需求的增长滞后，造成市场在人均消费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出现供过于求，国民经济被迫于低水平下出现均衡。典型的例子是上海宝钢与辽宁鞍钢，一个是引进的具有80年代国际先进水平的生产技术体系，一个是中国50年代以后自己发展起来的技术体系，两者的生产能力相差无几，但需要的职工人数却相差近20倍。即两者相比建设宝钢的边际就业弹性只有0.05左右，如果中国的钢铁工业都达到上海宝钢的技术水平，将有200～300万与钢铁生产有关的工人需要下岗。很显然，中国钢铁工业今后的发展方向肯定是宝钢，而不是鞍钢。因此，制造业增长的边际就业弹性下降是必然的。

第二，“外生技术创新”使得就业链条的上端留给了国外。中国以引进技术为主体的技术进步模式导致我们必须直接引进大量的生产设备、工艺方法和重要原材料、零部件等生产能力，生产这些生产要素的上游产业，如人力资源开发、技术研究与开发、先进设备和重要零部件生产等所需要的高级就业机会，都留在了国外，没有对国内工业生产边际就业弹性下降形成补偿。其结果是引进越多，损失的高级就业机会就越多；在国内创新能力不足，又要参与国际竞争的情况下，引进越少，损失的生产效率就越大。只有两害权衡取其轻，只有继续坚持技术引进。明知有“陷阱”也得往下跳。

2.作用力之二：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严重脱节，城乡二元结构日益突显，导致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缺乏有效竞争，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过慢，限制了第三产业的发展，有效需求增长滞后

第一，城乡严格区分的体制和政策导致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日益困难。户籍和身份管制人为扩大了城乡二元结构，致使工业增长与城市化相脱离，占人口70%的农民收入长期低下，经济增长缺乏持续的有效需求增长的支持。1978年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就已达到48.2%，但到1998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只有29.8%，比发达国家处于大致相同水平时的城市化水平低20个百分点左右，说明中国城市化水平远低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