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8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前所未遇的不利条件下，基本上实现了预期的经济增长目标。这是对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一次严峻考验，证明中央的宏观经济决策在战略上是正确的，在政策选择上也是适时而成功的。从当前的实际情况和今后的客观需要来看，作为宏观调控政策支柱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似需进一步着力解决如下的若干关键性问题，以便为中国中长期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奠定基础。

一、财政政策的现状及应继续解决的几个关键性问题

1.拉动效应显现，但带动效应不足

国家计委提供的统计数字显示，截至1998年12月31日，拨付到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总额为2210.5亿元，其中，国债专项资金627亿元，银行贷款533.5亿元，地方配套资金1050亿元，国债专项资金占总投资的比重为28.85%，与银行贷款和地方配套资金的比率为1：2.53。就是说，1元国债专项资金的使用带动了2.53元信贷和地方资金的投入。从1998年全年看，国债资金的注入直接拉动GDP增长1.5个百分点。这对于基本实现1998年预定的经济增长目标，应该说起了至关重要、甚为明显的拉动作用。

然而，在经济紧缩期，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主旨，一方面在于通过扩大政府支出规模来启动经济，以弥补通货紧缩和社会需求缺口；另一方面则在于刺激和带动民间投资、消费和出口需求的增长，以期创造条件，为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逐步退出奠定基础。当前中国所实行的以直接增加政府性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扩展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固然对拉动经济已大见成效，但其带动效应、引致效应或财政政策“乘数效应”却需进一步加强。

为此，如何适时调整财政投资政策的内容和方向，尽可能放大财政投资政策的即期扩张效应和中长期的维持与推动效应，就是中国世纪之交财政政策选择应认真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①从1999年起，应适当缩小国家财政对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的直接投资规模，抽出部分财政投资资金，通过财政贴息、财政参股、财政担保等多种途径，以吸纳、带动社会资金参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这样做，一则可收到放大财政政策“乘数效应”之利；二则可把近期的基础设施建设保持在必要而合理的规模上，不致因此而削弱财政投资的拉动效应；三则还可为国家财政直接投资规模的逐步缩减，以及积极财政政策的择机转型创造条件。

②发行专项建设国债，减轻国家财政的债务压力，提高投资效果，同时可收到更好更大的政策扩张效应。这种做法，能收到刺激经济、减少财政债务负担、提高投资的资本化（资本金）程度、增加国有资产比重和控制力、优化经济和产业、产品结构等多重功效。事实上，除了某些所谓“纯公共产品”之外，现有的许多财政性投资对象（如公路、铁路、机场等），都可考虑和试行这种筹投资形式。

③适时调整国债的发行对象。考虑到银行较大的存贷差规模，中国近两年的国债发行都是以商业银行为主要发行对象。今后似应部分地转向城乡居民。这样做，一则可加大启动社会资金的力度；二则对于那些具有投资意愿的居民群体来说，也不会产生对其消费的“排挤效应”。

2.短期政策效应明显，但中长期政策效应有待研究

正如买方市场条件下的需求不足，将是今后中国经济生活中的一种“常态”，是一项长期的战略性任务一样，当前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是在中国特定条件下采取的一种特殊举措，不可能长此下去。因此，如何放大当前财政政策的即期乘数效应，并为中长期投资、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为经济的稳定发展奠定基础，就成了衡量积极财政政策功效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有利于化解通货紧缩矛盾的一个重要因素。为此，短期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效应必须与中长期的政策走向及政策效应相互衔接、有机结合。从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看，这方面可供考虑的举措主要有：

①调整财政投资方向，着力增强实体经济的发展后劲。从中长期来看，过分强调不搞加工工业，特别是不投入技术装备工业和技术改造的做法，将对后续的经济增长带来不利影响。1999年增发的600亿元国债，注意了国债资金使用结构的调整，除了继续用于基础设施项目之外，还增加了高技术产业化、重大设备国产化、企业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等内容，这是完全必要而正确的。这将从宏观投资环境的改善和微观后劲的增强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