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初，展望未来，中日两国人民都希望能拥有一个和平、安定和繁荣的世界，特别是拥有一个和平、安定和繁荣的东亚。

为此，一个稳定的东亚格局，对我们两国来说，就显得格外重要。

我们需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东亚格局呢？温故而知新，不妨从历史上做一番考察。

一

我们这里所指的东亚地区，是太平洋亚洲，即从东北亚的日本、朝鲜半岛经中国到东南亚地区诸国。

在历史上，东亚地区曾经有过两个大的国际格局。

第一个，是古代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

“华夷秩序”自两汉直至清朝，前后约两千余年。两汉时期，特别是汉武帝以降，是它的形成或雏形时期。这个格局到了唐代跃上了一个新的平台。大唐帝国，气宇恢弘，一时前来朝贡者，达70多个国家。到了明清两代，特别是明初郑和下西洋的伟大航海活动时，“华夷秩序”臻于完备，达到巅峰阶段。明中叶以后，随着西方殖民主义东来，“华夷秩序”渐次遭到破坏。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这个古代东亚格局终于走向完全的崩溃。

“华夷秩序”是一个古代类型的国际格局。这个格局的核心是中国。因此，以农立国、以农为本的中华帝国的统治集团和帝王在处理对外关系方面的理想、理念与原则，就自然而然地成为这一国际格局的支配力量。

集中而言，中华帝国在经略这个格局中的理想、理念与原则，大致可以归纳为两个字，即“一”与“和”。

“一”，就是中华帝国和它的代表：皇帝；就是以中华帝国为中心，“万邦来朝”，“一统华夷”；

“和”，就是和平，即来中国朝贡各国的所谓“共享太平之福”。当然，这个和平，太平，是一种古代农业社会的理想，如“风调雨顺”，“桑麻相接”，“旌旗不动酒旗招”，等等。

在这一格局下，周边诸国只要承认中国的大一统，中华帝国就会同它们“共享太平之福”。原则上不干涉它们的内部事务；与它们互不侵犯；对它们实行“厚往薄来”的政策，等等。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一古代国际格局带给东亚地区的是和平与安定。古代中国与东亚诸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都从这一体制中获益良多。这是我们大家都熟知的事实。

然而，当我们充分肯定中华帝国的“和”时，却要明确地否定它的“一”。“华夷秩序”总体上讲是和平的、友善的，但却是不平等的。古代中华帝国在这个“一统华夷”上面，犯过历史错误，应予以历史地批判。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双方的交流，有两千年的历史。日本在古代东亚格局下，在同中国友好交往中汲取了大量中华文明的成果与信息。

在与中国的交往中，日本有正负两个方面的表现。

一方面，日本充分展示了它的民族自尊与自信。例如，天皇致隋朝的国书中，就用了“日出处天子致日没处天子”这样对等的文体；又如，当明太祖朱元璋用某种威压式的口吻对日本说话时，日本的怀良亲王大义凛然地宣称：“闻天朝有兴兵之策，小邦亦有御敌之图。……水泽之地，山海之洲，自有其备！岂有跪途而奉之乎？”

另一方面，日本在汲取“华夷秩序”的理念之后，将其日本化，颇有兴建“日夷秩序”的图谋，留下后患。丰臣秀吉入侵朝鲜，就是鲜明的例证。而且，比较起“华夷秩序”来，这个“日夷秩序”的理念，从一开始就缺乏“和”气。

东亚历史上出现的第二个国际格局，是由西方殖民主义、资本主义经营的近代条约体制的国际格局。应该指出的是，这个近代条约格局，是世界性的。东亚格局，只是它的一个局部。

自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近代条约体系的理念与原则就开始成为国际关系中居支配地位的理想、理念与原则。比较起古代国际关系而言，条约体制无疑以其规范性、体系性和完整性占尽优势，从而更加适应近代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发展需求。但它的核心，却是建立在强权政治与霸权主义的根基上的。特别是对于落后的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诸国而言，西方国际政治中的这个面目，就更加狰狞。

近代条约体制的国际格局，带给东亚地区的是侵略、战争、凌辱与压榨。

中国，伴随着“华夷秩序”的瓦解，在东亚的国际舞台上，从中心滑向边缘，从主角变成配角，从历史和文明的创造者沦为落伍者。在西方殖民主义、资本主义构建的近代东亚条约体系的格局中，处于受制于人的屈辱地位。

日本，在近代条约体系的东亚格局构建前期，一度曾与中国同轨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