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亚合作”中，日中关系具有何种意义？就这个问题，笔者想在确认两点之后，再对其做一个简单的论述。

第一，本文将不讨论中国的国内因素问题。中国所实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调整成本非常高。如何长期负担这个调整成本是一个非常艰巨的问题。笔者深知，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外交政策，国内因素对其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但在此，笔者仅指出调整成本高这一点，而不做更深一步的论述。

第二，本文将不讨论中国的世界战略问题。日本虽是大国，却不是超级大国。日本是美国的“小伙伴”，没有属于自己的世界战略。左派和右派的民族主义者都将日美合作嘲讽为“追随美国”。然而，日本没有展开独自的世界战略的能力。与日本相比，终将成为“超级大国”的中国，正从这一角度出发展开自己的世界战略。但是，这个问题应该是研究中国的专家们论述的问题，已经超越了我的能力。

本文要讨论的是一个更加限定范围的问题，即在思考东亚共同体之际“日中合作”有何意义这个问题。首先，从结论上来讲，脱离了日中合作就不可能有东亚共同体的构建。换言之，只有依靠日中合作，才能完成已经起步的东亚共同体构建这一事业。

从现状上看，中国—东盟、日本—东盟间的有关自由贸易区、经济合作的交涉已经开始，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但是，这仅仅形成日—中—东盟这一三角形的两边。只有实现中日的经济合作，这个三角形才能成立。其次，在安全保障方面，东亚还不存在安全保障共同体（Security Community）。要构建这样的共同体，关键在于建立相互信赖的关系。如何将相互不信任的关系转变为相互信赖的关系是我们必须思考的。二战后，战败国日本放弃了以“发扬国威”为目的的“大国”游戏。战后日本政治的基本点可称之为“致富竞争”的游戏，也就是说，以怎样致富为目的的竞争。查尔斯·迈尔（Charles S. Maier）指出，以“生产性政治”（Politics of Productivity）为特色的“经济增长的政治”，是战后日本政治的基本特色。换言之，这种政治是与阶级对立的政治有别的政治，它一方面承认现有的阶级对立，而另一方面又将其置换为国民对经济增长的赞同，通过增大“经济蛋糕”来抑制阶级对立。现在日本所面临的课题是用何种形式来再次实现“生产性政治”。

而中国是通过革命成立的国家，民族主义是其基础之一。过去20年里，中国政治经历了从革命的游戏到富裕的游戏的大转换，但是其间产生了许多的矛盾及对立，有些矛盾与对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理念相违。现在中国政府正在尝试着运用民族主义来奠定这个政党国家的基础。

因此，对于“何谓政治”、“何谓国家”这些问题，日本和中国之间存在着完全不同的看法。近来，资本主义的转变、全球化这些问题经常被提起。其间，国家也正从“民族国家”（nation-state）向“市场国家”（market-state）转变。如果援用上述解释，我们可以说它是从以“发扬国家威信”为目的的国家向追求“国民富裕”的国家的转变。对于国家的存在方式，中国与日本存在着很大不同。基于上述不同，在构建东亚共同体时，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首先，笔者要简单地叙述一下，在二战后，东亚地区成立了什么样的政治—经济体制。

今天东亚地区体系的原型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到60年代中期在美国的主导下形成的。因此，我们思考一下1950年前后，在美国政府看来，东亚意味着什么、什么样的问题才是具有战略性意义的。当时，日本还处于美国的占领之下。在中国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而朝鲜半岛正处于一触即发的战争危机的状态下。越南、马来亚、菲律宾等地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日益活跃。对华盛顿而言，这样的亚洲意味着在东亚有两个大的战略课题。其一是如何遏制国际共产主义势力的问题。另一个是如何规划日本的将来的问题。在美国看来，不可能永远将日本置于美国的占领下，在不久的将来必须让日本独立。但是，同时又不能让日本在经历了独立和经济复兴之后，再一次成为美国的威胁。那么，该如何是好呢？

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首先，在安全保障方面，就是约瑟夫·奈（Joseph S. Nye）所说的“轴辐式（hub and spokes）安全保障体系”，即以双向安全保障条约和基地协定将日美、美韩、美菲等捆绑在一起，建立了地区性安全保障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