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步入21世纪的今天，国际关系在全世界呈现出激烈变化的局面。欧洲实现了欧盟的扩大，美洲正在形成囊括南美和北美在内的美洲自由贸易区。以伊拉克问题为焦点，欧洲和美国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微妙的阶段。在亚洲，东亚地区合作的势头越来越高涨。但是，另一方面，冷战结构在东北亚地区留下的朝鲜半岛问题和台湾问题导致“热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且时时呈现出紧张状态。

除朝鲜的核开发计划和台湾地区的选举等短期性因素外，推动东亚地区国际关系的基本因素首先是中国的崛起。冷战后，摸索地区秩序的最初尝试是中国及台湾和香港地区同时加入APEC（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以及ARF（车盟地区论坛）。在ARF成立的过程中，发挥主导权的是日本、韩国、东盟和澳大利亚，而当时的中国对在地区多边框架下的活动基本采取了消极态度。但是，进入90年代后半期后，中国的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以“新安全观”为理念，与邻国协调合作，不仅在传统的安全问题上，而且在反恐、反毒、通货和金融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上，都努力培育和发展解决这些综合性安全问题的多边框架。现在，以区域内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和缔结为立足点，首脑层已经同意形成东亚共同体的构想。毫无疑问，实现了高速经济成长、大大加深了与世界经济相互作用的中国所采取的积极态度，对这些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很明显，本地区的两个大国日本和中国的关系左右着东亚共同体构想的将来。但是，反之而言，中日关系也受东亚共同体构想的发展情况的很大影响。下面，第一，以中国的动向为中心来回顾地区合作的进展。第二，结合东亚地区合作的开展来探讨一下中日关系。

一 中国外交的变化

中国在90年代后半期转换了外交方针。中国的政府高官也公开承认这一点。被公认为“日本通”的前外交部副部长、现驻日本大使王毅在2003年发表的杂志论文里明确指出：“90年代中期开始，周边外交进入了全方位外交的新阶段。”他说，地区合作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点领域”，而地区合作的核心是东亚合作。王毅还阐述道，中国今后的目标是加深“10+3”即东盟和中日韩的经济一体化。与此同时，以非传统安全为切入口，逐步在“10+3”的框架下开展政治、安全对话。并且，为了促进整个东亚地区合作的深化，必须加强东北亚地区中日韩三国的协调与合作。

强化周边外交的政策在2002年11月的中共第16次党代会上被总结为“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八个字。其后，用词进一步发展，“睦邻，安邻，富邻”、“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互利共赢，文化上交流借鉴，安全上对话协作”等用语，相继出现在胡锦涛主席等人的正式谈话中。

2001年以来，中国每年在海南岛主持召开类似于“达沃斯论坛”的“博鳌论坛”。2004年4月，胡锦涛主席在博鳌论坛上发表演说，就中国现行的对亚洲合作政策总结为以下五点：1.增进睦邻友好的政治互信；2.开拓、发展和深化双边经济合作；3.加快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4.促进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5.推进安全对话和军事交流。中国在说明安全合作时经常使用的词语就是“新安全观”。

中国提出的新安全观由两个方面组成。第一，其核心是通过相互信赖与平等对话、合作来实现和平与安全的合作型安全（cooperative security）。中国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步骤。首先，从1996、1997年起，中国以俄国和中亚各国为对象，建立合作型安全框架。开始叫“上海五国”，2001年发展成为“上海合作组织”。其成员国有中国、俄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6个国家。其次，以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为契机，新安全观的第二个方面，即恐怖、毒品、海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所谓非传统安全威胁及经济、能源、环境等问题，也被包含到综合安全的思想中来了。1997年9月，日本提出亚洲货币基金构想，中国开始时并不赞成。但是，不久便改变方针，明确了灵活使用和加强在这一年12月成立的“10+3”框架的态度，并持续到今天。以新安全观为理念基础，中国迈出了通过多边框架推进地区合作的步伐。

那么，导致中国转换外交方针的原因是什么？这有两大看似自相矛盾的原因：一是因为害怕孤立；二是因为增强了自信。

冷战结束后，中国提出新的军事战略，把防卫空间从大陆本土扩大到领空、领海和经济水域。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