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中的主要趋势和事件，不断地改变着中美日三角关系，并赋予这三个国家强大的合作动力。因此，不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实质上，这种三角关系都有了显著的改善，并且为他们能够构筑持久合作的基础提供了一个机会窗口。然而，挥之不去的误解，对长期利益的不同估量，以及历史和观念的深刻冲突，都使得合作的任务变得非常复杂。建立一个稳定的构架需要三方都具备开明的政治领导，而这种局面能否实现是无法预测的。但是合作的意愿维持得越长久，三角关系发生转变的潜力就越大。

绪论

在冷战中，亚太地区的安全主要取决于三个大国之间的关系：美国、苏联以及相对弱小一些的中国。由于苏联的崩溃，使得中国的地位变得更加重要。同时，日本作为一个长期的经济大国，也开始在亚太地区发挥更显著的作用。这样，这个地区的繁荣和福祉取决于新的战略三角关系。在这篇论文中，我们要探讨这个三角关系中的动力，并思考这个地区稳定的前景。我们认为，冷战后的这十年虽然中美日三角关系充满着紧张、动荡和不确定性，但是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将来也会如此。另外，我们也认为，流行的看法夸大了三角关系中的不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这三个国家切实的共同利益要多于他们之间实质利益的冲突。无论如何，这三个主要国家目前的关系主要取决于三国领导人和国民如何阐释其他两方的利益和行为。简言之，亚太地区的繁荣与安全要比人们通常所意识到的更依赖于彼此的看法和大的环境^[1]。

我们强调中美日三角关系，并不是要否定其他行为体在地区和全球安全上的重要性。同时，我们突出这个特殊三角关系中的某些问题，也并不意味着其他问题就无关紧要。例如，印巴之间的紧张局势，或者是朝鲜问题，可以非常容易地导致中美日安全关系的复杂化。我们把类似这样的问题搁置一旁，不是因为他们不重要，而是由于篇幅有限，我们只能把注意力放在三角关系自身出现的问题，以及具有潜在利益冲突的当事人上。例如，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剧烈冲突就可能成为外在的不可预测的冲击。一般来说，华盛顿、北京和东京，在防止朝鲜经济崩溃和人道主义灾难上具有共同的利益。另外，阻止朝鲜获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发展和出口导弹技术以及国内问题的外溢也可能成为三国未来合作的基础。

篇幅的限制也令我们无法把注意力均等地放在三角关系的三边上。我们谈得最少的是美日关系，因为这条边上的问题最少。在二战结束不久，美国和日本就形成了稳定、密切、互惠的经济和安全关系。虽然美日之间偶尔在贸易失衡、市场进入和美军基地安排上会出现矛盾，但是美日关系的基础在历经数十年后仍然坚固，而且在目前看来，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这个三角关系中问题最大的两条边是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威胁论”在很多人看来都显得非常严重，尤其是1996年台湾海峡危机后达到顶峰。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对于美日同盟的态度公开体现得很“敌对”。这种“敌对状态”体现在不同的事件中，例如1999年科索沃危机中美国“无意中”轰炸了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以及2001年美国EP-3间谍机与中国战机相撞后迫降海南岛陵水机场。尽管如此，美中两国仍然加强了一定意义上的“战略伙伴关系”，而且美中关系从根本上来说仍然表现出积极的发展趋势。然而，中日关系之间的难题仍然存在。这些难题更多地反映了历史的敏感性和国民的某些迷思，而不是现实利益的冲突。然而，中国逐渐融入世界经济将会促使中国和日本寻找途径来解决和缓和这种紧张状态。

首先我们认为中国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战略非常有助于缓和三角关系中的紧张局势。另外，乔治·布什总统总体上的世界战略和具体的亚洲战略，也有助于稳定三国之间基本的安全互动。那么接下来我们要问的是，导致三角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哪些障碍是源于未解决的冲突和利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零和博弈”；而哪些障碍又是源于观念和认识上的？这并不是说观念或者认识方面的问题更容易解决，完全不是这样。也不是说它们的危害性更少。或许可以认为，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冲突往往来源于观念的冲突，这种观念的冲突导致的后果和来自于现实利益的冲突一样严重，或者说比现实利益冲突更加严重。^[2]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