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初，中日关系尚处于“冷战后”初期以来的新的转折期。这一时期究竟将持续到何时？未来中日关系将呈现何种双边关系模式？这些问题目前都还没有十分清楚的答案。然而，对其进行深入探讨的研究活动，却在中日两国都在形成一个高潮。本文作为属于其中的一项研究，旨在从宏观和微观的四种视角出发，对中日关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演变趋势作一番考察。

一 文明史、现代化论的视角——国际环境层次

要想对当今的中日关系有一个深刻的理解，就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回溯到其历史渊源。其第一步，应是从人类文明史这个最为宏观的视角开始进行考察之旅。

当代东亚国际关系、特别是中日关系受着各种国际大环境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其中最主要的影响因素，莫过于西方近代文明以及作为其一部分的国际秩序。从人类文明史的视角看，这一被称作“西化”或“现代化”并在19世纪以来在东亚地区占据主流地位的西方近代文明或发展模式，不过是人类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历史阶段而已。

一个民族、国家或文明圈的人们，尽可以对这一现代化进程进行各自的道德判断，但却不可能阻止这一过程。一个民族或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或是自己变得更加先进，或是因落伍而遭遇被历史所淘汰的命运。能够对这一发展过程显示出强劲的推动能力的民族或文明，必须具有相应的旺盛的生命力。用现代国际关系的语言来表达，其先决条件就是必须具备足够的“硬实力”和“软实力”。

从人类文明史的观点看，所谓“西化”，只是“现代化”的最初阶段的一种形态即其“初期形态”而已。“西化”把源于近代西欧的种种东西扩散到整个世界，在这一进程中也把西欧式的国际体系扩散开来，把越来越多的非西方国家和民族纳入到这一体系。其结果，在当今时代，“西化”这一概念所表达的现代化，再也不是西欧国家所独有的东西，而是日益成为多元文明在竞争中共存的世界性运动。

当19世纪中叶西欧型国际体系袭来时，东亚各国纷纷视之为“西方的冲击”。在这一冲击下，在那之前在这一地区长期存在的国际秩序——“华夷秩序”开始走向崩溃。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开始置身于西欧型国际体系之中，从而在“现代化”这一新的发展范式下得到了“重新定义”。

在现代化的“初期形态”——“西化”阶段，日本成为在亚洲成功实现发展范式转型的唯一国家。与日本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作为农业文明古国的中国，为了准备现代化所需的完成政治统一、形成民族和统一市场等基本条件，竟然花费了整整百年的时间。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至今仍处在其最终完成阶段。

中日两国走向“现代化”的开始阶段，为何竟有如此不同呢？究其原因，其背景既有国际环境因素，也有其各自的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原因。^[1]

第一，主体反应的不同。

这一点是其中最重要和关键的原因。中日现代化起点的差异，首先来源于两国的政治统治核心对“西方的冲击”做出的截然相反的反应。中国的末代王朝清廷腐败衰落，浑然不知也不想知道外部世界的变化，全无维新图强的内在动力；日本的明治政府生气勃勃，朝野上下先是积极借鉴魏源的《海国图志》，其后派团赴西方直接考察，锐意推动维新图强。

表1 中日现代化初期若干起点的比较

中国是一个农业文明古国，早在秦汉时期就已形成了中央集权体制，至清朝末期已绵延2000年。这既是中国创造的古老文明的辉煌之一，同时也是向现代体制转型时的巨大阻力。面对“西方的冲击”，清朝显露出了“制度疲劳”症状，统治集团昏庸没落，孤陋寡闻，既缺乏对西方文明的基本了解，也无力“自上而下”地领导一场朝向现代化的改革运动，而对国内出现的任何改革苗头都一律予以残酷的镇压和扼杀。清廷内部的权力结构、清朝的少数民族政权性质及满汉矛盾的加剧等因素，进一步加重了其对外懦弱和对内残暴。^[2]

从外交角度看，近代以前中国长期位居东亚“华夷秩序”的中心地位，以“册封”和“朝贡”的方式“羁縻”周边各国。沉溺于历史上形成的优越感，清王朝未能认清西方各国的强盛国力及其背后的先进生产力和近代制度，未能及时实现从传统的宗主国向近代主权国家外交主体的转变。起初，清王朝依然把西方列强视为新的“朝贡国”，即使在鸦片战争失败后的数十年间也依然试图以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