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中国经济高度成长和日本经济的持续停滞大大改变了亚洲经济的面貌和结构。日本站在“雁行”发展形态的最前头，领导亚洲经济的形象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光泽，而中国在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又向世界市场跃进，存在感急剧加强。其结果，国际政治经济发生了明显的力量转移。

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起，以经济成长的势头为背景，增强“大国意识”，在亚洲开展活泼的经济外交。以对中国的主动性经济外交做出反应的形式，日本的经济外交从重视WTO（世贸组织）转变成重视FTA（自由贸易协定）、EPA（经济伙伴协定）。现在，围绕与ASEAN（东盟）缔结FTA，中日两国的主导权竞争激烈化，正式进入了一个竞争时期。与此同时，在日本、中国和韩国三国之间缔结FTA的动向，以及以“10+3”（ASEAN加日、中、韩）的方式摸索建立囊括整个东亚地区的自由贸易区的动向也已见端倪。

从总体来看，可以认为，在地区一体化方面大大落后于EU（欧盟）的亚洲，也终于脚踏实地的开始了把将来实现“东亚共同体”纳入视野的面向未来的进程。可是，在这个漫长进程的第一阶段，中日两国角逐亚洲经济秩序主导权是不可避免的形势。中日两国的竞争既有可能促进地区合作的发展，也有可能因其无益的讨价还价而阻碍地区经济合作的进程。中国和日本能否在考虑和预测到整个亚洲地区的经济利益的基础上进行合作，对将来实现地区经济一体化、共同通货以及东亚共同体等重大目标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

本文将以在相互依赖关系越来越深的同时紧张度也越来越强的中日两国的对亚洲经济外交为中心，来展望不远的将来亚洲经济的发展走向以及日本的发展道路。第一节概述世界性的FTA潮流波及到亚洲的状况；第二节考察中国的经济外交的特点；第三节阐述日本的亚洲经济外交的特征；第四节思考如何使中日两国在亚洲共生，最大限度地实现整个亚洲的经济利益。

一 东亚地区迎来了FTA时代

在世界经济迈向全球化的同时，欧洲、北美、亚洲的经济活动的区域化也在同时发展。欧洲和北美的区域化采取市场一体化、自由贸易协定等形式，是由国家形成的正式框架。与此相对照，亚洲的区域化主要是以企业的贸易和直接投资的蓬勃发展为形式，在市场主导下发展的。当然，像ASEAN各国间的AFTA（东盟自由贸易区）和环太平洋各国的APEC（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由国家来建立宽松框架的努力也在进行之中。这种动向与欧洲和北美相比曾经是非常缓慢的。但是，2001年，中国与ASEAN达成了在10年之内缔结FTA的协议，2002年，日本和新加坡缔结了FTA（EPA），从此亚洲正式拉开了FTA时代的帷幕。所谓自由贸易区，是指在加盟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之间取消或大幅度降低关税，但对从加盟国以外的进口采用独自关税的制度。从全球来看，自由贸易区从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急剧增加，迎来了空前的FTA时代。

日本和中国积极开展FTA的共同原因是，双方都有共同的危机感，即在地区经济一体化上一片空白的东亚地区将会决定性地落后于EU（欧盟）和NAFTA（北美自由贸易区）。日本传统性地重视通过WTO的多边贸易交涉的贸易自由化，但是现在把经济外交的重心转向FTA。中国在20世纪也一直把加盟WTO的谈判放在最重要位置，但是在加入WTO后把与近邻各国缔结FTA作为基本战略。

FTA不仅具有经济效果，而且在国际政治中具有象征性意义。对于日本来说，为了避免孤立，不落后于世界潮流，参加FTA是很重要的。而且，FTA要求取消关税，可以成为农业等国内问题改革的突破口。同时，为了缓和“封闭的日本市场”这一印象，也必须参加FTA。在外交战略上，也可以在与中国抗衡时起到核心作用。如果在中国的主导下形成ASEAN加中国的巨大自由贸易圈，那么中国就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具备了亚洲盟主的外观，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新秩序的可能性就会很大。

一般来说，地区经济一体化需要作为核心的国家的存在。这样的核心国家在EU是德国和法国，在NAFTA是美国。如果没有具有压倒性存在感的国家的影响力，地区经济一体化就不会有效运作。ASEAN关税自由化速度缓慢的原因，便在于作为中心的印度尼西亚的经济不稳定。

加入WTO后，作为政治大国的中国主动要求与ASEAN缔结FTA，可以认为是中国试图成为亚洲的经济核心，建立亚洲经济新秩序的政治意图的反映。也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