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初始，美国经济在IT产业泡沫崩溃后复苏缓慢。日本经济步入十年衰退期间的最低谷，重负累累，举步维艰。而中国正值经济增长强劲时期，加入WTO后，将全面融入国际经济社会。国外资本流入加速，对外贸易规模迅速扩大，国际储备迅猛增长，经济对外扩展十分强劲。在低速徘徊的世界经济中，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大有“一国独胜”之势。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引起了中国对外贸易的不平衡，及世界经济结构、特别是东亚地区经济结构的变动。

在这种国际经济背景下，一场关于人民币汇率水平的争论在国际社会中骤然泛起。自从2002年初日本财务大臣盐川正十郎等人呼吁“人民币升值”并诉之以G7财长会议以来，“人民币升值论”迅速成为一个全球关注的焦点议题，也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然而，就在美国接过这张招牌继续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国际议论纷纷之际，日本官方又悄然转变立场，从主张“人民币升值”的“对决”路线转向“升值稳定”的对话路线。

日本当局为什么迫不及待地掀起“人民币升值”的浪潮，并以此为经济外交的砝码，向人民币逼宫？为什么此后不久又转向人民币升值慎重论？这一切的政策背景和动因究竟是什么？将给中日经济关系带来什么影响？本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 人民币升值论的提起及其演变

（一）人民币升值论的提起

近年来，关于人民币汇率的问题，国际已有不少议论，但是人民币汇率成为全球性话题并上升为国际经济的热点问题，主要是缘于日本的鼓噪。早在2001年11月，日本金融特任大臣兼经济财政大臣竹中平藏就提出：“日本产业空洞化的背景在于人民币币值低估，将来人民币有必要升值”^[1]。

2002年2月，当时的财务大臣盐川正十郎提出，“要特别关注人民币的地位，把它作为今后争论的对象”^[2]。这表明日本官方开始酝酿逼迫人民币升值的外交行动。

同年6月5日，在内阁府与中国发展改革委员会的“中日经济协调会议”上，日方向中方转达了要求人民币升值的信息。

2002年12月2日，为了配合财务大臣盐川正十郎在西方财长会议上呼吁西方国家对人民币施加压力的主张，日本政府财务官黑田东彦和助手河合正弘在影响颇大的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了题为《世界通货膨胀正当其时》的文章，呼吁发达各国金融当局应该一改以往抑制通货膨胀的传统，转而采取催生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该文称：由于中国和其他东亚新兴国家的登场，积极参与世界贸易，进一步加剧了全球通货紧缩的压力，这导致欧美诸国金融资产价格下降，企业部门和家庭部门的资产价格风险增大，欧美经济增长率在过去两年内急速下降，日本经济也低迷不振，这是物价下降给经济带来的不良影响。企业，家计债务成本上升，金融机制受到损害，沉重的公共债务使财政再建困难，社会总需求下降，拖累价格水平进一步下降，进而加剧了通货紧缩。日本的经验证明，为了治理通货紧缩，传统的金融政策难以奏效。日、美、欧中央银行应该选择低通货膨胀的货币目标，采取反传统的货币政策。

为了尽可能以最低的成本给世界带来最大效益，除了日、美、欧三极的全球货币战略以外，还应该包括处于高成长、物价正在下降的中国。中国输出了通货紧缩，中国的通货紧缩不仅通过商品出口传播，而且通过中国国内的物价下降和钉住汇率制的相互作用向海外扩展。由于不能期待对出口的限制，中国必须实行扩张的金融政策，以扭转国内物价下降趋势，或者允许人民币升值。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中国，应该承担与其经济规模相应的国际责任^[3]。

继而，日本财务大臣盐川正十郎开始了令人瞩目的外交行动。2002年12月5日，在西方七国财长会议上，盐川提出人民币汇率严重低估导致国际贸易不平衡，呼吁西方各国对中国政策当局施加压力，迫使人民币升值。

黑田文章的发表和盐川的外交行动，立即引起了欧美国家的强烈关注。以人民币升值及汇率制度改革为核心的经济外交就此展开。

（二）人民币升值论的蔓延

2003年1月4日，美国财政次官表示：中国将会缓和人民币对美元的窄幅变动、管理严格的汇率制度。

2月28日，美国商务部长唐纳德·埃文斯声称，支持中国对外汇市场管理采取更加灵活的货币政策。

6月16日，美国财长斯诺表示，中国政府按照市场原理推进灵活的汇率政策是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