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每个国家的经济制度，都产生在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也就必然带有浓厚的途径依赖的特征。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一个发展中国家无法照搬任何发达国家的制度，也同时导致了国际制度比较研究领域的贫瘠。毋庸置辩，各国制度虽然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它们肯定都在发挥着它们应该发挥着的功能。如果这种功能可以进行比较，并且通过比较能够归纳出一些可供参考的规律的话，那么，我们就不必再单纯地把国际比较研究停留于诠释各国制度的异同上了。

作为经济制度的一种，各国金融体制也同样具有它特殊的路径依赖的性质。但是，在摈弃各国制度条文上的不同，着眼于它所能发挥的经济效率时，我们可以提出“经济机能”这一概念。蜡山昌一（1982）曾经把“金融体制的经济机能”概括为：“从整体上调节借贷双方互不相同的欲求”，并且“能够对社会性相对价值以及哪种机能更为重要进行排序”的“多元机能”。然而，他没有更深入地展开对该问题的探讨。此后，也没有其他学者再着手该课题的研究。

金融体制所能调节的借贷双方互不相同的欲求是什么呢？对于借方来说，自然是希望以最低的费用，调度到想要得到的资金，而贷方却又趋向于通过贷出自己所剩余的资金，获得最大限度的经济利益。在该层面上，可以说，金融体制的经济机能就是资本费用率（capital cost）高低的问题。另一方面，在大多数国家，企业是资金的借方，被企业所借去的资金，是否得到了合理有效的运用，将直接关系到贷方的经济利益。那么，金融体制的经济机能又是如何监督企业经营，使贷方资产不受侵害的企业治理问题。因此，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考察各国资本费用率的高低以及公司治理的有效程度，来定量分析一国金融体制的经济机能的大小，从而比较国际经济制度的优劣和产生这些不同的实质原因。

经历了二十多年改革，中国的金融体制从单一的中国人民银行体系逐渐过渡到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的多元化体系。从经济机能上看，现在的体制是否是一种高效率的体制呢？和发达国家比较，又存在什么样的区别呢？这也将是本文着重探讨的问题。

本文主要按以下构成来展开对以上问题的探讨：在第一节中，我们将对在国际上有定论的英美式金融体制以及日德式金融体制的经济机能进行考察。在第二节中，我们着重对中国金融体制的经济机能进行实证分析。最后是本文的总结。

一 英美式金融体制和日德式金融体制的经济机能

在现今国际上，按各国金融结构的特征把各国金融体制划分为英美模式和日德模式。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在企业资金来源以及个人拥有的金融资产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同所致。如果援引Gurley and Shaw（1960）所提出的间接金融和直接金融的概念的话，那么，英美模式是以直接金融为特征的金融体系，而日德模式就属于以间接金融为特征的金融体系了。20世纪90年代，从企业部门的资金来源来看，日德模式有40%为间接金融，而英美模式只有20%。在居民部门拥有的金融资产结构上，日本有80%为金融机构资产，美国却只有50%^[1]。

目前这种存在于两种模式中的显著差异，是否会在数年或更长一段时间以后消失呢？Frankel（1992）和Rybczynski（1995）等人的回答是肯定的。他们的研究结果，揭示了处于经济发展初期的国家，其金融体制一般在初始都以银行为中心，然后随着经济的发展，最终将会朝着以证券市场为中心的“市场型”体制演变。因此，日德模式终究会向英美模式转变。如果他们的结论属实，将意味着日本和德国还处于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这似乎和一般人拥有的常识有所出入。其实，蜡山昌一（1982）已经在较早以前就研究过这种可能性是否真的存在。他提出了金融活动中的“柜台交易型”和“公开市场型”等概念，并主张应该在“以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为纵轴，以柜台交易和公开市场为横轴的四次象限中，广角地考察金融体制”，并通过实证研究，对70年代后期80年代初期流行于日本的“金融体制最终向美国模式转变”这一论点，投了反对的一票。无独有偶，从比较制度分析的角度，Aoki（1994）（青木昌彦）强调日本的主银行（main bank）所发挥的作用，特别是作为一种企业经营监督机制，在间接金融体系中发挥着较强的公司治理功能。

本文并无意探讨金融体系将向哪个方向过渡。作为金融体制的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