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雷默的“北京共识”

2004年5月11日，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发表了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兼职教授乔舒亚·库柏·雷默先生的一篇题为《北京共识》的研究报告。在这篇研究报告中，雷默明确地宣称他要总结一套关于中国发展和实力的新物理学，以“为如何思考中国这样一个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变化的国家提供一个框架”（雷默，2005：1）。雷默认为，中国的发展不仅在使这个国家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正在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一种与“华盛顿共识”非常不同和可供选择的发展模式。这种新的发展模式正在使中国成为一个极富吸引力的榜样力量而对当前的世界发生重要的影响。雷默写道：“中国的发展正在使其发生变化，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中国的新思想在国外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正在指引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在有一个强大重心的世界上保护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政治选择。这些国家不仅在设法弄清如何发展自己的国家，而且还想知道如何与国际秩序接轨，同时使它们能够真正实现独立。我把这种新的动力和发展物理学称为‘北京共识’。它取代了广受怀疑的华盛顿共识。”（雷默，2005：6）

按照雷默的说法，“北京共识”是由一套“关于如何组织世界上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三个定理”以及“关于为什么这个现象令来自新德里、巴西利亚等地的学者感兴趣的几个公理”组成的。这三个定理如下。

（1）“第一个定理，是创新的价值重新定位。与‘旧物理学’认为发展中国家必须从后沿技术（铜线）入手开始发展的主张不同，这个定理坚持认为尖端创新必不可少，以求引起变革，而这种变革比变革引起的问题发展更快。用物理学术语说，就是利用创新减少改革中的摩擦损失。”（雷默，2005：12）“消除变化带来的问题的唯一方法是更多的变化和更多的创新。创新密度是救命良药。”（雷默，2005：15）

（2）“第二个定理是，既然混乱不可能自上加以控制，你需要一整套新工具。它超越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这样的衡量尺度，而把重点放在生活质量上，这是管理中国发展的巨大矛盾的唯一途径。这第二个定理要求建立一种将可持续性和平等性成为首要考虑而非奢谈的发展模式。”（雷默，2005：12）“第二定理就是努力创造一种有利于持续与公平发展的环境。”（雷默，2005：19）

（3）最后一个定理是，“一个自主理论，这个理论强调运用杠杆推动可能想要惹怒你的霸权大国。”（雷默，2005：13）“中国给其他国家传达的信息是一个有关杠杆物理学的简单教训，即发展非对称力量的重要性。……北京共识是一项多方位，而且得到充分论证的安全观的革命，它至少给人们一种希望：每个国家都可以凭借自身的实力成为强国。虽然不足以统治世界，但能做到自主自决。”^[1]（雷默，2005：32）

这三个定理构成了“北京共识”或中国发展模式的基本内涵，而其中的前两个又被认为是“北京共识”的核心理念（“创新”和“公平”因此也被确认为“北京共识”的核心概念）（雷默，2005：23）。雷默认为，“北京共识”所包含的这些新思想与来自华盛顿的思想（即所谓“华盛顿共识”）截然不同。它表明“中国正开辟出一条通往发展的新道路，这条道路是建立在创新、积聚非对称性力量、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和注重个人权利和责任的平衡基础上的”（雷默，2005：46）。中国发展的成功则使中国的发展模式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和领导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吸引力。“中国现在正总结自己的经验，开始写自己的书。这些经验把中国的思维与从其他地方的全球化文化失败中吸取的教训融合在一起。世界其他国家开始读这本书。”（雷默，2005：7）

雷默有关“北京共识”的说法在世界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那么，到底应该如何来评价雷默关于“北京共识”的这一套说法呢？雷默关于“北京共识”的这一套说法是准确的吗？它真的是一套有关发展的“新物理学”吗？如果我们不想作为一个被动的思想消费者盲目地接受雷默的这一套论述，我们就必须回答这样一些问题。

但是，在对上述问题进行思考的过程中，我却发现，要想回答上述问题，我们必须首先要回答以下这样一个问题，即：雷默所谓的“北京共识”到底是一套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有发展道路及历史的经验总结呢，还是对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