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导言

从人类学视角回顾和综述中国的发展干预研究，首先是一个“知识生产与实践”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对发展主义及其全面展现的论证、批评和补充。

在此，需要将中国的“发展现象”作两种区分，第一种现象可以称为国家发展运动，这是指以国家为背景的经济发展活动和相应的政策制定与实施。在1979年以前这种国家发展经常被冠以“运动”的帽子，在此后则统称为“改革”。在这个意义上的主要“运动”和“改革”有农业的合作化运动、公社化、联产承包责任制、乡村工业化等，以及“大跃进”、工业化、市场化、国有企业改制和林权改革等。第二种现象可以称为“发展干预”，这是指最近30年来，在与国际的援助产业^[1]（aid industry）接轨和互动的基础上，开展的一些旨在针对某些群体或问题（如贫困、少数民族、妇女、艾滋病和生态环境等）的干预活动。

在现实中以上两种现象所涉及的内容经常交织在一起，例如工业化、现代化、生态环境问题等。但是从学术分析着眼，可以将这两方面进行一些区分，同时将本文的主要任务放在讨论与“发展干预”有关的方面。

但是要对“发展干预”这个问题进行深究，也不得不跳出两个限制前提。首先，不得不跳出人类学的领域，因为这个领域中的更多研究来自人类学之外。其次，不得不跳出学术思考的范围，因为中国的发展研究或多或少是与最近30年（甚至60年来）国家—政府为主导的发展大计相关联的，或者说很多研究和对话是围绕着国家—政府的发展大计而进行的。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将围绕着以下思路来论述。

第一，技术—现代化。在最近30年的发展主义的展现过程中，国家的发展大计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主要背景。关于这种“背景”，我们认为是一种“表征性”的或者说“仪式性”的存在。换句话说，虽然“国家”无处不在，但在实践的很多场域中难以区分国家与非国家（或社会）的连接点。当然，在现象上发展干预大计以政府之手，或貌似以政府之手推动是明显的事实。

国家—政府主导的发展大计的背景可以用“技术—现代化”这样两个关联的词来表示。也就是说，国家虽然强调发展是在“社会主义”这个前缀下的表象，但实际上是将发展视为一种非政治性、技术性的“发展”，这种发展的基本表征是现代化。

这种现代化为核心表征的发展大计，是一个贯穿了20世纪大部分时间（特别是从1949年以后）的主要背景和延续运动。例如从1979年开始的改革基本上是以现代化理论和模式为表征的。在这种表征之下，工业化（无论是在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模式下）是现代化的标志，经济增长是核心（以GDP和人均收入衡量）。在此之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开放或建立市场体系为基本的改革）是基本的意识形态，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社会稳定是基本政治制度和社会核心话语。

以上这些技术—现代化的特征主要是作为意识形态性的表征/表象出现的，这种技术—现代化表象虽然已经与中国的社会核心价值有关联，例如强调“社会主义”前缀，但是它与中国最近几十年践行中的现代化仍然有差距，我们认为这种践行中的现代化与表征的现代化模式差距很大^[2]。简言之，中国的现代化虽然具有“计划”的外貌或清楚的意识形态表征，实际上却是实用主义性的或者说是实践性的^[3]。这是理解中国模式的关键之处。

从与国家—政府发展大计背景有关的发展干预来看，从早期到最近一些年牵涉的问题和涉及的模式差别很大，如早期强调产业开发、区域开发、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等；1990年代则强调以穷人为目标的扶贫到人（如小额信贷），与此同时又引入参与式发展（参与式在整村推进计划中获得国家的正式认可）和非政府组织参与。此外国家发展背景下的发展干预也在最近一些年出现强调环境和生态保护的可持续发展特点。^[4]

总而言之，国家发展运动背景下的发展干预虽然在30年间呈现与国际发展产业互动和吸收某些后者说法和手段的因素，但是以技术—现代化为核心的基本发展表征没有变（其间可能增加可持续发展，环保/生态观念，少数民族发展，小额信贷等理念或项目），自上而下发动和推行的基本方向没有变（其间增加了参与式的提倡，社区发展基金的设立等）。

第二，国际性援助产业NGO（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大计与社会理想图景的设想。过去30年，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