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导论：中国有没有宗教？

中国有没有宗教？这个问题人言人殊。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无宗教，最早提出该观点的是早期到中国传教的耶稣会士。他们认为，儒教的核心是对祖先的纪念，而非崇拜，因此儒教在本质上并非宗教；道教是迷信的大杂烩，严格来讲也算不上宗教；佛教大概可以算宗教，但佛教源自印度，属外来宗教，而且当时日渐衰落。简言之，中国是一个哲学的国度，宗教不彰。这一印象逐渐定格，并成为西方学界的支配性观点，继而影响到中国的哲学家（Lagerwe，2010）。胡适就曾断言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的国度。

今天，上述观点与学界已渐行渐远。走在大学校园里，你会发现哲学系与宗教学系往往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这从侧面反映出哲学界已经扬弃了中国无宗教论。事实上，中国自古以来自称“神州”。何谓神州？简单地讲，就是“神灵的国度”。确实，走在传统中国的田间地头，寻常巷陌，你会发现神灵无处不在：家里供奉着祖先的牌位、村子里有土地神、城市里有城隍庙；各种功能神应有尽有：龙王主降雨、灶神司监督、关公管财富……在最近出版的一本书里，劳格文（Lagerwe，2010）更是以标题的形式断言中国就是“一个宗教的国度”（China：A Religious State）。

从“无宗教”到“宗教国度”，学界对中国宗教现象体认的差异之大让人印象深刻。究其原因大概与宗教的定义有关。耶稣会士心目中的宗教应该是以天主教会为原型的：具有科层化的严密的组织系统，有精致高深的神学，信徒具有成员资格且定期聚会并举行仪式。如果以此定义来审视传统中国的信仰，那么说中国宗教不彰倒也无可厚非。事实上，中国自古以来有“宗”和“教”，但很少并用；“宗教”一词在源自日本，是近代才出现的新词汇。直到今天，老百姓对宗教一词仍比较陌生。很多信神或拜神的人都认为自己没有宗教信仰。但在人类学家眼里，这些人是典型的民间宗教的实践者。很显然，对宗教定义的迥异导致了对“中国是否有宗教”之理解的分殊。在本文中，笔者不打算对宗教一词进行严格的定义，而是直接讨论具体的宗教类型：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新兴宗教与民间信仰。

二 理论框架：宗教市场理论

在讨论之前，我们先来搭建理论的脚手架。本文拟从宗教市场理论的角度出发看待过去六十年中国宗教的潮起潮落。该理论认为，宗教需求是恒定的，变化的是宗教供给（Stark & Finke，2000）。社会学把与外部社会之间张力很大的宗教团体称为教派，把低张力的宗教团体称为教会。宗教刚产生的时候往往以教派的形式出现，由于高张力有利于减少“搭便车者”，所以教派比教会成长得更快；但群体规模的扩大会带来一系列后果，其中之一是群体的管理依赖全职的神职人员而不是初创时期的魅力领袖。这些全职的神职人员大多受过高等教育，具有较高声望。当这些地位较高的人管理教派时，他们倾向于修改一些极端的教义和立场，向周遭的社会妥协，以便使自己更能融入周围的文化，也就是说教派会逐渐变得像教会。当教派向教会转变时，原有的市场份额空了出来，为新的教派的兴起提供了空间。同时，一些宗教团体由于与外部社会过于妥协而走向衰落，比如美国基督教自由派远不及福音派兴盛。这样，整个宗教格局呈现出一种新陈代谢的状态：教派产生、壮大，然后教会化，再然后衰落；新教派再产生，再教会化，又一次轮回开始。简言之，在宗教市场理论看来，人们的宗教需求是一个常数，而宗教供给是一个变数。影响宗教供给的因素有很多，包括政府的管制、社会的冲突、社会的变迁等。在本文中，我们将具体考察过去六十年我国宗教的兴衰更替及其背后的社会原因。

三 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宗教：1949～1979年

1949年，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但在具体执行宗教政策时，中国共产党采取一系列旨在削弱宗教影响的措施。首先是广泛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宗教被视为虚假的、颠倒的世界观；只要消灭产生宗教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条件，宗教就会消亡；科学无神论成为主流话语，统治了舆论与教育。传统的中国教派被贴上“反动会道门”的标签加以镇压。最具有代表性的教派就是一贯道，20世纪40年代该教派大概拥有一千多万信徒，但被视为反革命力量并被镇压之后，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