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对福利国家或福利体制的比较研究兴趣显著增强了，有关福利体制或福利模式的讨论成为社会科学领域中一个重要主题（Esping-Andersen，1990）。1997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以韩国、日本为代表的一些东亚国家或地区加快了福利体制和社会政策的改革。同时，席卷亚洲的金融危机也加深了政府和公众对经济不安全因素对社会结构与社会秩序影响的认识。尽管同欧洲福利国家相比，亚洲的社会公共开支和福利水平都显得比较低，但是由于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变化，福利体制和社会政策变迁的进程却日益加快。在东亚，由于外向性的、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成为日本、韩国和中国等国家与地区在经济起飞阶段或迅速发展时期核心的策略选择。尤其是中国，作为一个转型的社会主义国家，随着它的改革开放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经济、社会与文化等层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们知道，除了经济层面的含义外，全球化还包括在技术、政治和文化等层面的国际发展趋势。毫无疑问，全球化的种种发展趋势和活动内容，也深刻影响了东亚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政治决策以及社会问题的治理方式与策略。作为预防与治理社会问题的一种重要手段，显然，东亚国家或地区的社会政策在全球化背景下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和发展模式等的影响，因此，对发展本国或本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来说，理解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社会政策模式与实践内容在今天变得日益重要。

2007年下半年以来，随着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影响不断扩散，进而形成波及全球主要经济实体的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这是近年全球化时代国际经济发展面临的一次重大挑战与发展困境，多数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出现负增长或增长速度放缓，失业率上升的现象。由于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尤其对其国内消费市场和经济发展带来了显著的负面影响，不仅使美国公民的消费模式出现萎缩，而且制造业的衰退和困境造成了大规模失业问题，美国企业进口规模下降。而这一局面又对依赖出口的东亚经济体尤其是日本和中国的企业产生了明显的冲击。作为吸收诸多发达国家产品来加工与生产的“世界工厂”，在美国经济衰退的背景下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与出口企业的经济形势变得异常艰巨，再加上原材料价格上涨以及新出台《劳动合同法》的影响，沿海发达地区一大批中小型企业出现了停产或倒闭的现象，农民工失业问题严重，许多农民工提前返乡，使得流出地的地方政府在安抚和吸收新回流的农民工在当地就业或稳定下来遇到很大的挑战。2008年中国一向高歌猛进的经济快速增长遭遇到了一定的困难，2008年11月，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远低于10月的8.2%，创造了2001年底以来的新低；中国的出口额同比出现7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下降幅度达2.2%，而10月份该指标曾保持了19.2%的较大幅增长；进口额则下降达17.9%，而10月份该指标却保持了15.6%的增长。自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全球金融危机已蔓延至亚洲主要的几个经济体，中国经济也出现了7年来最为缓慢的增长，日本央行则承认将面临两年的萎缩和通缩。日本央行公布的政府数据显示，2008年12月份日本出口下跌35%，创历史最大跌幅。同时，韩国也公布，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季度经济增长同比首次出现下滑；台湾地区的失业率更上升到近5年的最高水平。而相关数据显示，在中国，2008年第4季度经济较上年同期增长6.8%。它表明中国经济在经历长期高速增长后的下滑，经济增长率在过去12个月内下降近一半。尽管如此，在西方经济和全球经济增长衰退显著的背景下，中国2008年全年的经济增长率仍然达到了8.7%，而同期全球经济增长率仅为4%，美国低于1875年以来的平均水平，增长率不到3%，日本则下降为-0.8%，韩国则为4%左右。在后危机时期，经过政府的大规模经济刺激和民生建设投入后，2009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实现了“保八”（8%）的目标，经济开始向好。而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的主要经济体仍然在艰难的复苏进程中。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在社会领域里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和推进的诸多改革措施，将极大地促进社会发展进程，其福利体制和社会政策格局也将发生显著变化。因此，对中国的福利体制进行深入的研究，不仅有利于我们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