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称《著作权法》）已于2001年10月27日完成修订。关注中国著作权法制建设的人们可能早就看到了这个法律文本，知悉其中的变化和发展。这部法似乎不能被称作“新法律”了。

可是，如果我们知道这部法的修订几乎与这部法的起草一样花费了十一年时间，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以下称《实施条例》）在2002年8月2日经国务院修订颁布，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在2002年10月12日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称《司法解释》）的话，我们把《著作权法》称作“新法律”就不奇怪了。

“新法律”产生于“新环境”。这里所说的“新环境”有四层意思：（一）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其国内法应当符合世贸组织的规则；（二）最近若干年复制与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对中国著作权法提出挑战，这部法律必须被现代化；（三）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特别是广大文学艺术作品作者，他们的著作权意识越来越高，在《著作权法》修订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四）面对侵权盗版活动对权利人造成的伤害有增无减，执法力度应当强化。

写作本文的目的，就是以这样一个“新环境”为背景，结合《实施条例》和《司法解释》来解读《著作权法》，以期对读者进一步了解《著作权法》以及对中国著作权法律制度有所帮助。

一 历史的简要回顾

著作权的产生是与印刷术的产生联系在一起。印刷术被公认为中国人的发明。这样看来，能不能说著作权起源于中国呢？我们的确在距今800多年前的一本中国古书上发现了这样一个物证：“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板”。^[1]这个物证所包含的意思，与现代版权保护的“著作权标记”制度很接近。因此，有人断言：著作权保护起源于中国。^[2]不过，本文作者认为，在800余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人为什么没有建立起像英国《安娜女王法》那样一种著作权法律制度，这是一个更值得研究的问题。

中国现行著作权法制定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1950～1957年为第一阶段，1979～1990年为第二阶段。^[3]新中国与著作权保护有关的第一项法令是1950年公布的《关于改进和发展出版工作的决议》。《决议》指出：“出版业应尊重著作权及出版权，不得有翻版、抄袭、篡改等行为，稿酬办法应兼顾著作家、读者及出版家三方面利益的原则下与著作家协商决定。”^[4]国家出版总署根据政务院（即现在的国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的指示，1951年4月成立了《著作权出版权暂行条例》起草委员会，该委员会借鉴前苏联1928年的著作权法，起草了《保障出版物著作权暂行规定》。1954年，出版总署合并到文化部，此项工作由文化部出版局继续进行。1957年11月，文化部出版局完成了《保障出版物著作权暂行规定（草案）》。该《暂行规定》提出：“为保障出版物著作人的著作权，特制订本规定”，对于受保护的著作，仅限于“一、文字著作及口头著作；二、文字翻译；三、乐谱、艺术图画、科学图表及地图”。保护期则为作者终身及其死后20年。^[5]由于整风“反右”运动的开展，刚刚起步的著作权立法便在反对“知识私有”的呼喊声中停止了。

二十一年后的1978年11月至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端正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做出了将全党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著作权法的制订重新被提到国家的议事日程。1979年1月，《中美高能物理协议》签订，协议中提到了互相保护著作权的问题。同年3月，中美双方开始商谈贸易协定，美方再次提出著作权保护问题，要求在中国著作权法公布之前，双方按世界著作权公约的规定保护对方的著作权。这个问题关系重大，国家出版局1979年4月向国务院呈送报告，要求“建立版权机构，制定版权法”。当时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的胡耀邦在该报告上批示：“同意报告，请你们尽快着手，组织班子，草拟版权法”。^[6]

很快，一个版权研究小组成立。1979年12月研究小组提出了一个草案，把出版法和版权法合二为一，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法》。1980年7月国家出版局草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版权法（草案）》。1982年国家出版局合并到文化部。文化部决定，先制订《图书、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该条例于1984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