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政治、经济、社会的多方变革必然带动文化的发展繁荣。新媒体的迅猛发展一方面带来了深刻的社会变革，另一方面也推动着文化的变迁。在各种新媒体技术的强劲推动下，社会文化也逐步呈现出日益多样化的发展态势，一股新媒体文化浪潮正在席卷全国。新媒体环境下的流行文化具备何种特征？传统文化何去何从？文化的多样性带给我们的是精神的繁荣还是价值观的迷失？这些都是学界迫切需要探讨、解决的问题。为此，上海交通大学新媒体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舆情研究实验室、上海战略研究所谢耘耕工作室于2013年7月19日举办2013年第二届“新媒体与社会发展”全国研究生学术论坛，围绕新媒体与社会发展这一全球性话题展开深入探讨。本次论坛共收到来自全国130余所高校的博士、硕士研究生提交的学术论文400多篇。

草根文化与政治传播

数以亿计的网民每天都会与各式各样的网络流行语打交道。这些流行语在促进热点事件传播的同时，也为普通民众提供了结晶智慧、争夺话语权的机会。武汉大学的徐畅认为，网络流行语是网民在网上发表的独立意见和舆论的精华部分，作为网络舆论中的最热词汇，网络流行语势必具有舆论监督的特性。通过网络流行语，民众以极为智慧的方式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体现了舆论的正能量。从国家——社会的视角来看，网络流行语的流行及其话语政治实践充分体现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结构性张力。另外，话语也有社会建构的功能，这主要是通过网络对公共领域的促进和扩张体现出来。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能够从网络流行语来观看社会民主进程的图谱，它们彰显着网民极大的创造性以及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热情。

浙江大学的王冰雪基于CNKI数据库中新闻传播学科领域内2004～2012年以来草根群体研究的相关文献数据统计资料，通过对文献刊发特点、年代分布、话题选择、研究者情况及近十年间被引频次较高论文进行比较，分析在新媒体环境中草根群体的崛起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变迁。王冰雪认为，在新型互动中，草根群体同样也在为自己逐利。草根阶层借由博客、微博等新媒体传播平台不断进行着草根亚文化生产和再生产，并对主流文化进行反抗与解构，这一过程看似是对民主赋权的追求，但在目前的发展情况下，这一参与却更多以草根群体对自我的展示、宣传、推销为动机。“草根”更像是一张低姿态的入场券，其实质却是借助草根群体的称谓觊觎权力，觊觎脱离草根群体后成为被仰慕的塔尖人物。自私的个人目的和利益的驱动，会使草根终究发展成一个变异的概念。

微博等自媒体平台为不同领域的草根意见领袖赋予了话语权力与更多的行动自由。但与传统场域中的意见领袖一样，微博意见领袖的行动活性也不是无限制的，同样受到了包括权力因素、社会普遍心态与情绪等外在多种不确定因素的干扰，而微博意见领袖又缺乏传统意见领袖所掌握的社会资本与资源优势。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洪婧茹通过对“学习粉丝团”新浪微博的实证研究发现，该微博维持影响力的传播策略与行动特征具有不稳定性，充满了变数，比如以含糊的消息源使用掩盖其草根身份、伪装成社会资本强势者的策略。通过视觉修辞，微博意见领袖隐性地对其他草根用户进行社会情绪与态度的暗示，通过图文分离的去语境化传播方式，微博意见领袖对既有的二手信息进行想象性阐释，凸显了其作为意见领袖对信息解读的优势地位。

安徽大学的方骏通过针对社区农转非居民的民族志研究发现，组织化的社区传播能够汇集社区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舆论，并在这一过程中提升农转非居民的传播主体意识与业主权利意识。组织化社区传播自上而下的空间规划权力在执行过程中隐蔽在市场化的话语规范下，以程序合法性及产权的话语获得垄断地位；农转非居民自下而上的诉求以规则、权利等意识为主导，而现有的社区组织传播媒介尚不足以培育出成熟的业主自治制度。方骏认为，构建一个能使新市民群体从中受益的社区传播环境，对于该群体的文化适应必然有所裨益，是对单纯制度保障所无法解决的文化缺口的一种有效弥补。

新的传播媒介的出现必然带来传播模式的改变，相对原有的两级传播模式，内蒙古大学的姚飞分析了新媒体语境中群体性事件的传播特征，创造性地构建了群体事件的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