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的上海文学一如既往地平稳，围绕着这座城市展开的书写一切照旧，上海的创作自有其自身的节奏和路数。

一

2012年6月，由朱金晨、李天靖主编的《上海诗人三十家》出版，这是继《海上诗坛六十家》之后上海诗人的又一次集中亮相。诗集囊括了白桦、赵丽宏、严力、季振邦在内的一批上海诗人的优秀作品。从诗风上来说，这些诗人的文风包罗万象，既有对庸常生活中的碎屑的体验，也有对时间、宇宙、永恒等天地之思的追问，又有如本雅明笔下的漫游者对城市的闲逛；既有对求乞的女孩等城市边缘人的体察和描摹，也有在都市里眺望乡村难得的一份闲适。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虽然身在繁华的大都市，但是大多数诗人对城市选择的是一种逃离的态度，季振邦、田永昌、李天靖、林裕华、李刚、汗漫、杨秀丽、孙思、王亚岗、俞志发、金云、魏玲丽等诗人的作品，要么在古筝、姑苏、大明寺、乌衣巷、西泠的月光等古典意象中排遣一帘幽梦，要么在老井、拱桥下的青石板、母亲的炊烟等乡村印象的世界里释放乡愁，而真正直面都市生活，特别是把都市生活的质感和力感正面反映出来的作品很少。现代新诗诞生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本质上是一种现代性的反映。用现代诗的新瓶装古典意象的旧酒，总归没有古典诗词那么自然和偎贴。诗人无疑是最敏感的群体，他们对都市的态度，是值得玩味的。在这本《上海诗人三十家》中，读来最震撼的还是老作家白桦那首《他死了》。虽然曾经上海的诗坛与政治靠得较近，但是近些年来，上海的诗坛基本上已经远离政治，这与上海这座城市里的人的精神特质有很大的关系。上海诗歌向来沉浸在自己的个人趣味中，缺“骨”少“血”，白桦的《他死了》，让我们看到了上海诗歌的另外一面。

当我们回顾中国新诗发展的百年历程时，上海无论如何是绕不过去的名字。如20世纪30年代，戴望舒等在上海创办《新诗》月刊，成为当时诗坛最负盛誉的期刊。然而，今天的上海诗歌有些落寞了，与小说创作相比，上海诗歌的成就显然不那么令人侧目。有一种说法认为，上海没有诗，是因为上海诗坛缺少有影响力的批评家，不能为上海诗歌鸣锣开道。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诗歌在这个时代无疑是衰落了，而坚守正是一种悲壮的选择。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在刘丽安的资助和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支持下，中断了10年之久的《中国诗歌评论》终于在上海复刊。《中国诗歌评论》复出号发布暨讨论会在同济大学中文系举行，在研讨会上，资助人刘丽安女士有一段简短的但是非常感人的讲话，她说：“我不是诗人，但我是诗歌文本与诗歌读者之间的拉拢人”。正是怀着对诗歌的一种谦卑和敬畏，才有了《中国诗歌评论》的梅开二度。

《中国诗歌评论》的立意很高，在第一辑的编者前言《细察诗歌的层次与坡度》中，轮值主编萧开愚提出了独立批评的主旨——所谓独立批评，特指以不写诗或至少以不发表诗歌作品作为专业操守的诗歌批评家的批评工作，这种勉强的叫法毫无忌惮诗人批评家利用批评活动为自己的写作辩护，或暗指批评的取向为写作的取向挟持致使他的批评无法独立的意思，这两种貌似弊端的预设价值判断在批评写作成功地完成论证的情况下，总是能够保证批评活动的心理动机的客观性。诗人的语言总是有些拗口，但《中国诗歌评论》拒绝溢美性质的市场评论，只做批评的本职工作：或者挖掘并阐释深藏于诗歌文本的意义，或是为诗歌写作中可疑的探索进行辩护的宗旨却是值得赞赏的。诗歌本来是我们这个时代病症的敏锐的发现者和窥探者，但是长期以来不正常的诗歌创作和批评，窒息和误导了这种敏锐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诗歌评论》的创刊，对于重新回到正常的批评轨道，形成批评和创作的良好互动，特别是发现和打捞那些可疑的探索，寻找存在的多维可能带来了希望。《中国诗歌评论》第一辑头条和第二条分别发表了余旸的《“技艺”的当代政治性维度——有关诗人多多批评的批评》和臧棣的《诗歌政治的风车：或曰“古老的敌意”——论当代诗歌的抵抗诗学和文学知识分子化》，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中国诗歌评论》复刊，上海文艺出版社功不可没。盘点2012年的上海文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确实是无法绕过的门槛。2012年中国最大的文学事件，便是莫言获得诺贝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