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对于中国文学和纸质图书出版来说，无疑是一件值得自豪和庆贺的大喜事。因为，很多年来，诺贝尔文学奖一直是让中国文学界最为纠结的一块心病；仿佛得不到诺贝尔奖，中国文学就拿不到走向世界的通行证，就没有资格与西方文学平起平坐似的。莫言获奖，彻底解除了这块心病，在打破这项世界级文学大奖神秘感的同时，也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原创文学的自信心。而对于我们的纸质图书出版来说，莫言获奖不仅带动了文学图书市场的爆炸性销售，也有力推动了包括造纸、印刷、物流、销售等环节在内的“文化产业链”，或者说“文化产业族群”的高速运转。到目前为止，仅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16卷“莫言作品系列”就已经造货近2亿元码洋，而市场的需求依然旺盛。在这个过程中，上海文艺出版社作为唯一一家“独自拥有莫言全部小说作品出版权的体制内出版社”，其社会影响也是水涨船高，攀上了一个新的高峰。为此，出版社的同仁们无不由衷地感到自豪和喜悦，因为在原创文学上的坚守和追求终于有了标志性的收获。

的确，因为得到莫言等几位中国实力派作家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取得了有目共睹的硕果。2011年，莫言的长篇小说《蛙》获得茅盾文学奖，让上海文艺出版社和上海出版界取得了在这一国内最高文学奖项上的零突破。2012年，莫言荣获诺贝尔奖的消息刚一公布，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莫言作品系列”一下子就成为图书市场上的抢手货。而且，作为给莫言编辑出版过10多年书的责任编辑，还特别荣幸地受到瑞典学院的邀请，跟随莫言前往瑞典参加了一系列诺贝尔奖庆典活动，现场见证了中国作家首次走进诺贝尔奖殿堂的历史性情景。作为唯一一名受邀参加诺贝尔奖颁奖典礼的中国出版人，这种荣誉不仅属于个人，同时也属于上海文艺出版社，属于整个上海出版界。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价值标准越来越多元化的时代，也是一个资本逻辑无孔不入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谈论信念，无疑会让与资本逻辑俱进的人们瞧见堂吉诃德飘忽的影子。但是毫无疑问，任何受人尊敬的收获，都离不开对有价值的理想和信念的坚守。对于真正优秀的作家或学者来说，从事文学创作或著书立说的出发点既不是为了赚取高额版税，也不是为了获得某个奖项，而是怀着对人类精神创造的敬重和执著，追求高质量的精神成果。同样，对于有信念的编辑和出版人来说，从事编辑出版工作也会坚守这样的理念和追求。回顾上海文艺出版社与莫言等众多作家所走过的合作之路，其所秉持和坚守的正是这样一种理念：敬重有益的精神文化，坚守有价值的理想和信念。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上海文艺出版社就注意到了在文坛上初出茅庐的莫言。那个时代也是整个社会都充满文学的朝气和热情的时代，每一位有创作潜力的作家随时都有可能遇到自己的伯乐。当时的莫言还没有发表奠定其文坛地位的“红高粱系列”，还在用其本名管谟业。1984年，时任《小说界》编辑的郏宗培（后来任上海文艺出版社总编辑）怀着发现新作者的热情，向在文坛上尚没有什么名气的莫言约稿，并得到他的一篇短篇小说——《石磨》。这篇小说刊登在《小说界》1985年第5期上。这可以说是上海文艺出版社与作家莫言合作的序曲和开端。

上海文艺出版社与莫言再续前缘、重新开始合作，是在20世纪即将逼近尾声的时候。1998年春天，上海文艺出版社登门拜访了在北京安家的莫言。那时，莫言已经出版了《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十三步》、《丰乳肥臀》、《酒国》等重要作品，在文坛上已是相当有名气的大作家。在那次见面过程中，聊了很多文学方面的问题。从他出版数年不被评论家关注的《酒国》谈到塞尔维亚作家帕维奇的作品《哈扎尔辞典》，谈到未来小说开放的文体结构；从乡村的苦难和复杂的现实，谈到日本译者翻译《丰乳肥臀》可能碰到的语言难题；从中国民间的狂化、戏谑、苦中作乐现象和精神，谈到巴赫金关于拉伯雷的研究；等等。之后，随着与莫言接触次数的增多和对他的作品的深入了解，笔者感到他旺盛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即使放到20世纪的世界文学中去观照，也是出类拔萃的，堪与君特·格拉斯和拉什迪那样的大师相媲比。他所创造的文学王国是那么丰富，那么无边无际，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