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获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对于当下文学如此具有爆炸性，尽管这一年的文学创作实际上并没有特别突出的表现，因为这一事件的引力，多少年后我们翻阅久远的历史记忆，都注定很难把这个年份从文学的星空里抹去。

莫言获奖将对当下文学带来怎样的影响，已经变相繁殖出各种言说且将继续延伸。尽管种种说法看上去言之凿凿，但最终还是得交由时间来评判。大事件是不可或缺的挂钩，一年的文学图景就挂在这个挂钩上。我们所希望的是，这个具有魔幻色彩的“挂钩”如现实一般的坚固，可以挂得住文学的春华秋实，而不是脱落并最终蜕化成为时间之墙上的斑点，只是让我们在对这影影绰绰的斑点究竟为何物的猜想中，留下无尽的喟叹。

一

在盘点2011年的上海文学时，评论家杨扬冠之以“小团圆”的概述。他感叹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在当下终究只是少数人的事，大多数人生活在文学之外。^[1]那时他大概没有想到，一年后因为莫言的获奖，当下文学被迅即推上公共谈论的“风口浪尖”。这一年里，会上会下、茶余饭后，听到的都是有关莫言获奖的谈论。回想文学在过去很多年里如此的不被惦记，而今被反复谈论，似乎很可感到欣慰，但欣慰之余，还是不免问问：当我们谈论莫言时，我们在谈些什么？除了莫言之外，我们还能谈些什么？如此一想才觉得，文学并没有因一两次大事件而“团圆”。若说莫言获奖在当下文学中画出了大圈，同时也画出了更大的一片圈外的空白。

事实上，无论在文学圈内还是圈外，谈论莫言获奖涉及更多的，并不是文学。它可以是政治，可以是经济，可以是泛泛的文化，也可以是娱乐八卦，还可以是地域。这就得说到上海，记得这一年里世纪出版集团总裁陈昕和上海新闻出版局副局长阚宁辉都不约而同谈到，莫言凭《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着实让上海文学出版提振了精神。等到莫言获了诺奖，坊间就有议论，在这之前颁给他茅盾文学奖是何其明智的决断，要是一个诺奖得主都不曾获国内文学界的这项最高荣誉，中国文坛情何以堪。虽然实事求是地讲，《蛙》很难说是莫言整体创作中最出色的一部，更谈不上是他的巅峰力作。

凭借诺奖的巨大辐射力，莫言获奖迅速发酵成全国上下都在讨论的大事件。此时再谈对上海文学的影响似乎不近情理。但要当真说起来，莫言和上海文学界的渊源不可谓不深厚。他的几部重要长篇都是在《收获》杂志上首发的，他的作品大多也是在上海出版的。有人调侃道，莫言获奖后，写《莫言评传》的《收获》杂志编辑部主任叶开和策划出版“十六卷莫言作品系列”的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曹元勇也跟着一路飘红。莫言赴瑞典斯德哥尔摩发表获奖言说时，叶开受某知名网站的邀请，连夜对莫言的演讲作同步评点。尽管熬了一通宵，难免睡眼惺忪，但看他说起莫言来痛快淋漓、意犹未尽的架势，足见他打心眼里高兴，也为莫言喝彩。顺带着，他还调侃了一句当时远在斯德哥尔摩的曹元勇：打认识起就没见他穿着打扮这么讲究过。

作为媒体中人，免不了染上职业病，凡事喜欢刨根究底。但凡越是和文学相关的事，就越是想知道文学之外发生了什么。就拿近年不怎么景气的文学出版来说，有媒体同行就开玩笑道，凭莫言作品销量得来的滚滚红利，上海文艺出版社就能潇洒好几年了。可偏偏就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在莫言获奖的消息传来不久，北京精典博维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就声称买断了莫言作品的版权和影视改编权，让人顿生“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之叹。说实在的，这也怨不得上海文艺出版社，当初莫言在签订版权协议时，就附加了特别条款。如此，在“新版莫言作品系列上海首发式”上，曹元勇就一反媒体的期待，对共同出版莫言作品表示谨慎的欢迎。

上海文艺出版社表现出来的沉着风度着实让人钦佩，但从中不难透视中国文学出版机制存在的问题。几年前，译林出版社的编审王理行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说，在国外一般由掌握大量作家作品的文学经纪人与出版社直接交涉。一旦一家出版社取得某位作家作品的出版权，那么在这些作品的版权进入公共领域之前，除出现图书在市场上脱销，出版社不能满足读者需要却又不肯重印的特殊情况下，这些作品的出版权就一直归特定的出版社所有。这就意味着，考虑到维护自己的信誉和作家作品的可成长性，无论是文学经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