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花》不是一部怎样的小说？《繁花》是一部怎样的小说？

这是笔者读了半年，读了3遍，读了《收获》长篇小说专号上的简本，读了电子版全本之后的疑问。是的，《繁花》这部小说自发表以来收获的荣光不少，很多人议论并激赏。笔者就是在小说家朱文颍的催促下，没有任何准备地读第一遍，读得很慢，读到最后，也忘记了小说都说了什么，一个接一个小的欢场，男男女女的小风月，大时代的流年碎影。而第二遍第三遍读得更慢，好像读出味道，但及至回头想抓住一些什么，凝定了，写一篇观点上站得住，逻辑上说得过去的像模像样的“论文”，还真不好写。笔者也翻了翻谈论《繁花》的论文，十几篇总是有的。作为一部在“专号”上面世的小说，有这么多人谈论，不算少。这些论、这些文，谈小说的沪语、谈上海往事、谈时间和声音等。《繁花》写得从容散漫，谈《繁花》的论文写得深奥缠绕。倒是随刊奉送的程德培那篇《我讲你讲他讲，闲聊对聊神聊》与小说真正的心气相通。其实，《繁花》这部小说，如果真的要做评论，可能最适合的是张竹坡、金圣叹的点评路数，茶酒伺候，看一两行，点批一下。

《繁花》不是一部地域小说。这个问题最好解决，我们不能因为小说附刊的几幅上海地图，就想当然地以为《繁花》是一部地域小说。而且《繁花》不是一部沪语方言小说，不是一部装腔作势后撤到中国传统的长篇小说，不是一部市民小说，不是一部没有结构意识的小说。至少不仅仅是吧。遗憾的是这些命名从《繁花》甫一面世就成为附着在其上的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和“概念”。

首先，《繁花》不是一部装腔作势后撤到中国传统的长篇小说。笔者揣测金宇澄也没有向中国小说“伟大传统”致敬的企图。现在，谈论《繁花》一个重要的参照系就是中国古典长篇小说，这样的结果在一定意义上和金宇澄自己的暗示有关，金宇澄在小说后面的“跋”里说：

《繁花》开头写道：……陶陶说，长远不见，进来吃杯茶。沪生说，我有事体。陶陶说，进来嘛，进来看风景……对话一来一去，一股熟悉的力量，忽然涌来。

话本的样式，一条旧辙，今日之轮滑落进去，仍旧顺达，新异。

放弃“心理层面的幽冥”，口语铺陈，意气渐平，如何说，如何做，由一件事，带出另一件事，讲完张三，讲李四，以各自语气、行为、穿戴，划分各自环境，过各自生活。对话不分行，标点简单——《喧哗与骚动》，文字也大块大块，如梦呓，如中式古本，读者自由断句，但中式叙事，习染不同，吃中国饭，面对是一张圆台，十多双筷子，一桌酒，人多且杂，一并在背景里流过去，注重调动，编织人物关系；西餐为狭长桌面，相对独立，中心聚焦——其实《繁花》这一桌菜，已经免不了西式调味，然而中西之比，仍有人种、水土、价值观念的差异。

《繁花》感兴趣的是，当下的小说形态，与旧文本之间的夹层，会是什么。

西方认为，无名讲故事者，先于一切文学而存在，论及中国文学，“摆脱说书人的叙事方式”，曾是一句好话；有论者说，中西共有的问题是——当代书面语的波长，缺少“调性”，如能到传统里寻找力量，瞬息间，就有“闪耀的韵致”。

“话本”、“《喧哗与骚动》”、“中国文学”、“中西之比”……金宇澄想象中的《繁花》是“话本的样式，一条旧辙，今日之轮滑落进去，仍旧顺达，新异”。不知道这种“过于明晰”的小说观是小说未尝成篇之前作者的预期，还是小说齐备后的后设？换句话说，小说写成现在这样子，是自觉的有意为之，还是“无意插柳柳成荫”的结果？“中国”小说的标志从外观上看，最明显的有两个，一个是结构，一个是叙事的态度和腔调。《繁花》共三十一章，前有引子，后有尾声，每章三或四个小段落，貌似约等于一百回的古典章回小说格局。小说前二十八章，奇数章节写的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偶数章节写的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第二十九章好像忽然按了快进键，奇数章节和偶数章节的时间会合。为什么忽然的就由“慢”到“快”，其实金宇澄是可以慢下来的，但“当代”小说已经很难让金宇澄漫无节制的“慢”。但事实上，中国小说的“慢的”和“漫的”，“慢的”是节奏，“漫的”是漫不经心的态度和声腔。中国小说的“慢”和“漫不经心”几乎是现代小说家的共识，也只有在“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