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有两个基本功能：一是阐释，让晦暗不明、隐而未现的得以彰显；二是针砭，让好的得褒扬，让差的受贬斥。好的文艺批评犹如光亮，照亮人们的文艺生活，甚至引领人们的文艺生活。

新时期以来，上海的文艺批评一直占据着国内相对前沿的位置。当然，曾几何时也曾随着大势落寞，可喜的是近年发生了积极的新变，文艺批评的阵地增加了，状貌发生了新变。2012年的上海批评，聚焦“诺奖”事件，韩寒代笔风波等，拒绝文学理论应对现实的失语困境，而对它们做了深度评述。

一

2012年上海批评界话题不少。有一些争鸣文章，如王彬彬对于蔡翔《革命/叙述》的批评，也没像当年他批评汪晖“抄袭”那样，引发持续经年的左右混战。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纪念转换成了作家手抄“讲话”的新闻事件，在上海也只是小有余绪。何其芳、郭沫若等知名作家诞辰的学术研讨，话题虽集中却也未引起上海批评界的热情。但是，2012年的上海批评，却聚焦“诺奖”事件、代笔风波，拒绝文学理论应对现实的失语困境，而对它们做了深度评述。

诺贝尔文学奖，无疑是一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学奖，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让沉寂多时的中国文坛热闹起来，但最热闹的是传媒界，最积极的是出版界，中国股市甚至还出现了一波莫言概念股炒作浪潮，理论批评界却反而处于某种失语状态，较少积极地正面回应。在我们看来，这理论界的失语，可能恰恰显示的是60年来，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界整体的状貌：似乎我们还没有发展出一种独立有效的阐释能力，来与世界做一场真正的思想对话。上海在这方面则是国内较少做出了积极回应的地区，在媒体狂欢、阅读高潮之外，上海显现出不少“莫言热”之外的“冷思考”。但这些所谓“冷思考”，大体涉及三个层面，一个是对莫言获奖资格的质疑，一个是对诺贝尔文学奖评奖机制的重估，一个是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展高度的研判，却唯独缺少了对莫言作品本体的有效阐释。

不可否认，在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揭开文学奖谜底的第二天，中国多数媒体的头版位置都给了莫言，而舆论也出现了“井喷”奇观，将中国的文学激情推向峰顶。似乎“上至精英，下至草根，都在为莫言获奖奔走相告，拥挤的赞美一度掉得满地都是”^[1]。但赞美只是一个侧面，吐槽的声音也所在多是。莫言的小说真有那么好吗？这提问的背后，当然有对诺贝尔文学奖权威的承认，但也对这次是否走了眼而充满疑虑。2012年11月4日，刘震云在某论坛上表示，“莫言能获奖，表明中国至少有十个人，也可以获奖”^[2]。任何一种选择，都可能意味着一种遗漏。被诺奖错过的作家，本来就有很多的，比如俄罗斯的托尔斯泰，中国的鲁迅、老舍、沈从文等。并不能因为有所遗漏，而认为被选中的，就一定是被选错的，这其间的道理应是不言而喻的。

相较而言，更多具有公共知识分子色彩的人，却将质疑集中在莫言的政治态度。“体制内”似乎成了莫言的阿克琉斯之踵。他抄写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被当成一条“罪证”。这实际上是一种错误的研判，毕竟诺贝尔文学奖不是政治奖，而深刻的人性探寻和高超的文学表现，才应是其首要考量，小说是文学而不是政论，以文学方式触及社会阴暗面，并不一定非要按照异议人士的方式。“这个奖或许说明，随着中国更加强大，并非只有反体制者才有被西方社会接纳的机会”^[3]，胡锡进这一说法或因缠绕太多文学外的考量而值得商榷，但以文学方式批评莫言的诺奖资格，即使不一定准确，却是一条正确路径。在此意义上，李建军一以贯之地给莫言挑刺是值得肯定的，而且他也下了很多细读功夫，比起那些简单地从政治立场出发而不读莫言作品就对他挥舞一通大棒，简直是云泥之别，但惜乎他的文学标准太过狭隘，审美理想太过单一，即便对莫言“语法上的错误，修辞上疏拙，细节上的失实，逻辑上的混乱”有所指正，而终不免盲人摸象的感觉。其关于莫言“用西方人熟悉的技巧，来写符合西方人想象的中国经验”^[4]的说法也不见新鲜，是把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已流行开来的批评张艺谋等中国电影导演有意“迎合”西方电影节的论调，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被移植到对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一事件的评论中了。

王彬彬在共和国文学6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