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当韩寒凭借一篇《杯里窥人》的作文获得首届“新概念作文比赛”一等奖的时候，他可能很难预料到，10多年之后，第十四届“新概念作文大赛”复赛的题目，变成了《韩寒》。不仅是韩寒，“新概念作文大赛”召唤出一代青年作家。郭敬明等日后与韩寒齐名的作家，都凭借“新概念”的平台成名，先后汇聚在上海这座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写城市，也为城市里的读者写作。对于过去10年的中国文学图书市场而言，这批青年作家成为市场的风向标，作品一版再版，读者数以百万。拥有悠久的乡土文学传统的中国文学界，一直苦于找不到书写城市的方式，这批和“改革”同龄、出生在城市中的青年作家的作品，正在以不同的艺术方式，描摹城市一代成长中的灵魂。

在偏见、闹剧与粉丝式的追捧之外，本文尝试严肃对待这批作家，以韩寒、郭敬明为代表，历史化地考察“80后文学”的兴起；并且以韩寒、郭敬明对于上海的想象为中心，讨论“80后文学”如何处理不断城市化、现代化的中国，这场文学运动与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如何互相形构。和20世纪初类似，上海在20世纪末再次成为“新青年”的策源地。“新概念作家大赛”发生于上海，“80后”作家汇集于上海，新一代作家开始讲述既“新”又“古老”的“上海故事”。

一 “新概念作文大赛”与“80后”作家的出场

且回到作为“80后”作家出场标志的“新概念作文大赛”^[1]。这场比赛起因于上海作家协会《萌芽》杂志的改版，而《萌芽》改版首先是一次经济救赎。“创刊于1956年7月的《萌芽》杂志是新中国第一本青年文学杂志，刚一创刊，就获得广大读者的欢迎。创刊号发行3600册，一年不到就达到20万册，在文学界和青年读者中产生了很大影响。”^[2]然而，《萌芽》杂志在办刊过程中伴随着长期的资金紧张。早在1984年的时候，《萌芽》就设想过针对当时上海中小学生午餐难的问题，组建快餐派送公司，来“以副养刊”，经济的窘境可见一斑。

这种困境在1990年代中国全面市场化改革后愈演愈烈。赵长天在1995年接任《萌芽》主编时，杂志发行量只剩下一万多份，读者群不断萎缩。赵长天开始了第一次改革，大规模地引入“市场经济”的思路，“既然明确文学杂志是商品，那么对于商家来说顾客是上帝，对于杂志来说读者就是上帝。我们反复强调树立市场意识”。^[3]延续这一思路，赵长天开始细分市场受众，“寻找”他的读者，“在那么多的杂志并存的情况下，每本杂志都要有细分的读者对象。‘青年’，还是一个太笼统的概念。经过分析和实践，最终把‘我们的读者’定位为以高中生为主体的爱好文学的青年学生”。^[4]从1996年1月开始，赵长天率领《萌芽》团队开始了第一次改革。“1996年1月开始的改版指导方针是摸索文学和市场的切合点。在当时青年学生对《萌芽》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我们首先考虑的是怎么吸引他们的眼球。在杂志最醒目的位置，我们不像以前通常所做的，放最好的小说，而是刊登学生关心的热点纪实作品。比如当时非常热门的申花足球明星的报道等等。读者可能是为了看自己关心的热点而买《萌芽》的，买来后，或许他们会再看看别的内容，比如小说、散文、诗歌。”^[5]这次改革不算失败，但成效不大，赵长天后来回忆：“经过一年的努力，刊物销量上升了一倍。但是，两万多的发行量，离我们的目标还是很远。我们经过调查和分析，发现主要原因是杂志刊登的文章，基本作者都是中年人，这些文章和我们期待的读者的兴趣有距离。或者说我们的作者和我们的读者有代沟。我们应该多刊登年轻人自己写的文章。”

赵长天的“改革”逐渐抓到了问题的关键，与其迎合“读者”，不如更有生产性地制造“读者”，通过“年轻人自己写的文章”，循环性地生产出“文本”与“读者”，或者说“想象”与“身份”。在彼此指认、辩证共生的关系中，在青年共同体的网络中激活《萌芽》的能量。1998年赵长天开始了第二次改革：“新概念作文大赛”。“新概念作文大赛”出台的背景，在于1997年爆发的“语文教育大讨论”。1997年第11期的《北京文学》，以《忧思中国语文教育》为题，刊登王丽的《中学语文教育手记》、邹静之的《女儿的作业》和薛毅的《文学教育的悲哀》3篇文章，揭示语文教育的严重弊端，成为轰动一时的热点话题。《中国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