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目的和概念解读

2010年7月，深圳一名孕妇在凤凰医院顺产下男婴后，被丈夫发现其肛门处被缝线了。这一事件经由各大媒体的广泛报道引起舆论强烈关注，被称为“缝肛门”事件。由于助产士和产妇家属各执一词，虽时隔一年多，该事件目前仍无定论。本文旨在从传播学、风险管理的视角，考察媒体在其中的表现，并从整个医疗业的角度，探讨媒体应该采取怎样的传播策略来有效地控制医疗事件可能带来的风险。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在其《风险社会》一书中首次使用了“风险社会”的概念并提出了风险社会理论。他指出：人类已经进入风险社会，“风险可以被界定为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感的方式”^［1］。贝克认为，风险在知识里“是可以随意被社会界定和建构的”^［2］。而与科学和法律等部门共同掌握着界定风险的权利的大众媒体，在风险的建构和治理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随着社会的进步，医疗业体制改革的深化，以及人们对医疗保健的重视等，医疗这个具有高风险的行业已经成为媒体报道的一个重点内容。医学和生命科学是这个世界上最复杂的一门科学^［3］，具有不可预知性和极端复杂性。而人民群众对于健康的需求和期盼，可以说是无限的。两者的不对等就构成了矛盾。因此，媒体在做医疗报道的同时，也正是在进行着风险传播。每个医疗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个风险事件。频发的医疗纠纷案件，更是充满着报道风险。其中，发生于2010年并持续至今的“缝肛门”事件就是一起典型的医疗纠纷案件。

本文的“医疗议题”，主要是指发生在医疗业的各类新闻议题。在“风险社会”的视域下，医疗议题大多属于“风险议题”，容易引起较大的行业风险乃至社会风险。新闻报道具有“议题设置”的功能，而对于医疗类具有风险的议题而言，其报道方式、手段和策略是否应该与其他议题有所不同？

二 研究内容和结论

（一）媒体传播内容框架分析

早在1922年，美国著名新闻学家W.李普曼就注意到人们对社会环境的认知并非都是源自经验性的接触。人们对经验世界之外的事物的感知，很多是通过传播媒介提供的材料来完成的。也就是说，现代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很大程度上不是通过对客观真实环境的现场接触来进行的，而是通过对传播媒介构建的“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的感知来进行的。“‘媒介现实’成了人们认识世界的主要来源”，人们“对事物的感知、判断及采取的行动，大都以他们看到、听到的媒介现实为依据”^［4］。

众所周知，媒体具有议程设置的功能。在对医疗类特别是涉及医疗纠纷的风险议题进行报道时，媒体能否平衡、适度、有效地传播是决定其成败的关键。在“缝肛门”事件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都对其进行了跟踪报道。一时间，关于该案件的各种信息，传得沸沸扬扬，迅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面对这样一个风险议题，媒体的此次传播行为所产生的作用可以从两方面概括：一方面是积极作用，首先，媒体及时、详尽地报道了该事件，发挥了一定的舆论监督作用。其次，不少报道特别关注了患方的声音，充分满足了患方的发言权，引起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推动了事件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则是消极作用，即媒体传播放大了这一事件所形成的社会风险，提高了风险发生的概率，媒体信息传播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该事件的复杂程度，使得事件的处理难度加大，甚至影响了医患双方的正常生活。

笔者分别从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上搜集了有关“缝肛门”的主要报道，经过分析和总结发现，多家媒体集中报道和关注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框架。

1.新闻要素框架。包括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起因、经过等。其中，很多媒体重点关注了该事件的发展经过，比如专家组的调查情况、医院的处理举措、法医的鉴定结果，以及该案的几次审判结果、赔偿情况、双方的近况等。媒体针对此类议题的报道，属于新闻媒体的本职工作，是其对新闻事件的天然反应。

2.公众反响框架。主要指的是公众在得知此事后的反应，尤其是网友的态度等。如，南都网和奥一网对此做了相关调查。截至2010年7月30日22时，共有6099人参与投票，其中53人（占0.87%）相信助产士是在产后为产妇处理痔疮，5948人（占97.52%）不相信助产士好心处理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