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身为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的王安忆建议推出“上海写作计划”，邀请世界各地不同的作家到上海来连续居住两个月，让他们与上海的作家、大学师生、文学期刊及出版编辑，还有广大的文学爱好者广泛交流，为之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截至2012年共有5批30位作家参与“上海写作计划”。对于来到中国参加写作计划的作家，主办方表示，尊重作家个人的写作自由，并不要求他们写出与中国或者上海直接联系的作品，只希望受邀的作家能够在这个过程中慢慢了解上海的生活，并从中汲取养分。我们有理由相信，“上海写作计划”的持续成功举办，将增进外国作家对上海和上海文学的了解，提升上海城市文化形象。

上海城市形象走向世界，在历史上，这并不是第一次。早在20世纪20～40年代，中国作家林语堂、张爱玲等通过作品，向世人展示了上海的独特风韵。比如林语堂的英文作品《红牡丹》（汉语译名），描写一位追寻真爱的真性情女子红牡丹，大胆反叛传统礼教，追求爱情自由，追寻“理想的爱情”，于失望中与杭州诗人安德年相遇，颇似文君相如，又一番热恋，几至私奔上海。该书在海外十分畅销，曾多次再版。林语堂和张爱玲的共同之处，就在于两人都熟悉中西文化，了解西方读者的审美及阅读习惯，作品以东方人物、场景为背景，面向西方读者，虽然展示的不是原汁原味的上海，但是已经让西方读者品得其中之韵味。近年来，根据上海作家王丽萍的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媳妇的美好时代》在坦桑尼亚热播，成为上海文学形象对外传播的另一种形式。

上海文学的对外传播，已然有了成功的范例。除了开展“上海写作计划”，还要坚持依靠本土的作家创作作品，通过各种合作形式，完成作品的翻译，最终进入外国文学体系并生根发芽，提升上海文学形象，传播上海文化和中国文化。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一方面上海作家需要加强对上海文学的深度挖掘；另一方面需要借助外国文学的译入，增强对外国文学体系的了解。作为国内了解外国文学的主要媒介之一，翻译外国文学可以成为本土文学创作的有力准备，并提升上海文学的对外传播与接受能力，实现上海文学的国际化。最后，融合两者，创造出能够体现上海文学特色、容纳西方读者审美期待的文学作品。

研究文学的对外传播，首先需要对本国作品即将进入的外国文学体系进行了解、认识，而外国文学体系需要被放在一个更大的文化系统内部进行讨论。埃文-佐哈尔指出：“处于历史语境中的文学可以被视作一个多元系统，即一个层次性很强的整体（a stratified whole）；各种各样的层次关系作为一个系统在整体运作。”^[1]埃文-佐哈尔以及其他学者采用“内部环境”和“外部条件”相结合的方式来描绘一个文学系统的演化过程。一个社会的文学被视作一个“系统”（system），它在较大的系统——文化这个“多元系统”（poly-system）内运作，而后者在更大的系统——不同群体的文化构成的“超系统”（mega-poly-system）内运作。埃文-佐哈尔把一个社会的文学系统视作“多元系统”，根据需要，可二分为典范系统和非典范系统两种系统，也可二分为翻译文学系统和本土文学系统两个子系统。

对于一个国家的文学体系而言，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的生存空间是一样的，所以这个空间里的制约因素对两者的作用应该是相同的，即都要受到“文化建制”的影响和制约。多元系统论研究的是“文化”这个多元系统内的文学系统与其他系统（埃文-佐哈尔称其为“文化建制”^[2]，包括意识形态、出版社、文学批评、文学团体以及其他决定品味或制定规范的工具）的关系。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上海文学走向世界，需要做到知己知彼。上海文学对外传播的成功，一方面需要考虑到翻译目的语国家的文学空间及体系外的文化建制的影响，来反观上海文学的实践，汲取有益的文化思想内容，深刻了解中西方读者的文学评论，从其中汲取有利于上海文学创作的理论及实践经验。另一方面，可以借助于外国文学体系的汉语译介，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翻译文学，来构建外国文学体系。翻译文学应该被扩容为翻译文学体系，即包括外国文学作品、文学理论及文学批评的翻译；除此之外，还要关注文化多元系统甚至超系统的翻译。

上海的几大出版社与文学杂志一直以来认真翻译文学作品，介绍文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