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两国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已有整整十年的时间，虽然此间曾经出现两国利益诉求中心错位以及由此导致的双方战略协作在某一时期的脱节，但是中俄间这种特殊的国家关系仍然在不断适应新情况、破解新问题的进程中进入了稳定而务实的发展时期。

一 1996年4月至1999年3月：战略协作确立及其框架初步形成的时期

1996年4月24日，叶利钦总统在来华访问的专机上对事先拟定好的关于中俄关系性质的表述做出重要修改：将“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修改成“平等信任的、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方对此积极回应，“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一关于两国关系的全新定位最终被载入双方4月25日发表的《中俄联合声明》。

（一）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确立的背景

1.这是俄罗斯适应对外战略的调整和国内政治发展变化的产物

其一，这是俄罗斯调整对外政策的需要。1996年1月，极力倡导大西洋主义的科济列夫和亲西方的激进改革派丘拜斯分别被免除外长和第一副总理职务，表明俄罗斯在美国战略挤压下已放弃亲西方的“一边倒”外交政策，转而寻求东西方并重的、旨在与美国建立平等伙伴关系的政策，而提升对华关系水平则是俄罗斯外交政策全面修正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二，这是叶利钦谋求在1996年总统选举中连选连任的需要。1996年2～4月的民意调查显示，叶利钦的支持率始终低于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5～8个百分点。而叶利钦最为民众所诟病的恰恰是其亲西方政策的失败。这使得叶利钦调整对外政策走向，缓解民怨显得更具迫切性和现实性，而拉近与中国的关系显然有助于叶利钦扭转竞选的被动局面。

2.这是中国国家安全需要的集中体现

对于中方而言，一方面，改善并保持北线地缘环境的稳定是中国外交长期不变的基本安全诉求，而能够同与中国拥有4300多公里边界的俄罗斯建立稳定的双边关系，甚至是战略携手，正是实现这一外交诉求的关键。另一方面，1996年3月，台海局势波诡云谲，中国在台海地区举行了大规模军事演习，并由此引发来自美国更大的政治压力。中美关系之弦被不断绷紧，几近极限。在此大背景下，叶利钦提升中俄两国关系的主动表态得到中方的高度赞赏和积极回应。

（二）边境地区军事信任与裁军协定为中俄战略协作奠定政治互信的基石

1996年4月，中国与俄、哈、吉、塔四国的领导人在上海签署《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此次上海峰会还宣告了“上海五国”机制的诞生。次年4月，“上海五国”元首在莫斯科签署《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这两个协定的签署与实施增大了双方在边境地区的军事透明度，并使双方在边境地区的军力裁减到与睦邻友好相适应的最低水平。上述协定虽涉及五个国家，但首先是中俄两国新安全观的集中体现。新安全观构筑于共同利益基础之上，摒弃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其实质是超越单方面安全范畴，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寻求共同安全。作为一种全新的特殊的国家间关系，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对双边政治互信的全新要求显然不能等同于一般的国家间关系。它要求摒弃传统的安全手段，以全新的政治理念、更高的外交基点来确立两国关系的战略架构。上述文件不仅确立了两国全新的边界安全与稳定机制，彻底消除了中苏对抗时期两国在边境地区所形成的军事对峙，也为中俄两国战略协作奠定了政治互信的基石。

（三）中俄战略协作层面及其基本宗旨的确立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确立之初即明确了双边、全球与地区三个层面协作的基本方向。这三个层面的合作不是中俄战略协作连续的三个彼此传递承接的发展过程，而是一个过程中彼此交织、相互作用的三个方面。

1.1996年4月两国发表的北京《中俄联合声明》对中俄战略协作的三个层面进行了基本的界定

关于双边层面战略协作，双方将尽快解决由来已久的边界问题、重申支持对方维护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努力、支持两国信誉良好和经济实力强的大中型企业开展相互合作，以及“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并考虑两国承担的国际义务进一步加强军技合作”。关于全球层面战略协作，双方呼吁以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并将“在立场相近或一致的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在立场不同的方面寻找相互谅解的途径”。关于地区层面战略协作，双方强调从亚太地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