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1年04月 |
经济增长、社会公平和政治民主是当今各国发展的时代主题,更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不懈追求的奋斗目标。在长期深陷发展之困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国家中,智利以其近20年的探索和实践,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不仅实现了经济、社会和政治的成功转型,还即将成为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首个南美大陆经济体,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其经验和启示意义影响深远,值得深入研究。
本文以智利还政于民20年的发展成就为切入点,对其发展道路作了深入探讨,得出以下观察:就经济转型而言,民主政府在基本延续了军政府时期奠定的自由市场制度的同时,通过不断加强财经纪律、维护央行独立性地位、稳步推行浮动汇率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等诸多方面的“结构改革”,保证了宏观经济政策的长期稳定,从而实现了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就社会转型而言,民主政府一方面不断提高公共社会支出规模,减贫效果较为明显,成为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样板国家,另一方面加强市场对资源的调节和配置,并辅以有效的社会政策,分别对医疗和养老金制度进行了改革和完善,部分地弥补其私有化缺陷,从而降低了穷人的进入门槛,提高了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力度;就政治转型而言,民主政府一方面合理地掌控了“转型正义”的力度,同时又提出了“原谅与忘却”原则,希望得到智利大多数民众的理解,从而实现民主和解,另一方面较好地把握了宪政改革节奏,在积极修宪强化法制的同时,对军队采取渐进式收权,从而保证了转型期间的政治和社会稳定。
基于以上经验,本文作出如下深层思考:在威权统治下实行自由市场经济改革并实现经济加快增长既是现实的也是可能的,而民主体制则要力避民粹主义倾向,确保改革的优先次序不致随意改变;智利通过组建联合政府为既定发展模式过渡提供了制度稳定,从而终结了其他拉美国家频发的体制性“钟摆现象”;威权时代建立的自由市场制度所产生的转型预期和制度准备保证了还政于民后社会政策具备“长着人脸的新自由主义”特征,有助于智利社会问题可治理性的持续显现;良好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是实现社会发展的前提,也是最终实现政治民主的刚性条件,因此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根据国情选择发展道路并对改革优先顺序事先作出统筹安排至关重要。
Chile has demonstrated its unique path of development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whereat market economy and democratic politics were persistently sought by successive leftist civilian governments. Its experience of steady economic growth is enlightening for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particularly many in the LAC regions facing the longstanding challenge of running out of the Middle Income Trap. Ever since the military returned government to the elective in 1992,Chile has witnessed an orderly socio-economic transition. It succeeded in strengthening financial regimes,empowering the central bank,retaining flexible exchange rates,advancing structural reforms of public spending sectors,including health care and pension systems. All such efforts did help the nation to have achieved the ‘transitional justice’ and broad reconciliation in light of the officially advocated ‘forgive and forget’ principle.
Based on the above observations,the keynote report authors find—1) even under an authoritarian rule,a nation is still possible to embark on reformist tracks. In other words,a centralized power may not necessarily contradict with a liberalist socio-economic state-building,particularly in a developing nation like Chile;2) Chile’s political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proves that a coalition government helps stabilize the transition process and avoid the ‘pendulum effects’ ;3) although inaugurated by the militaries,the free-market system triggered reformist expectations and provided institutional preparations for the follow-up transition;last but not the least,a good control of reform pace is also a key prerequisite for an ultimate realization of political democracy. Therefore,despite choosing the right path of development in accordance with specific national circumstances,to determine the right priorities of reform agenda is essential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目录
一 智利:即将率先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一)拉美“中等收入陷阱”现象及相关国际比较
(二)智利即将成为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首个南美大陆经济体
二 经济模式转型: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一)经济增长较快且表现基本稳健
(二)宏观经济政策调整旨在稳定
三 社会模式转型:收入分配格局得到一定调整
(一)贫困人口大幅下降且中产阶级规模稳定
(二)社会政策改革旨在保护弱势群体
四 政治模式转型:民主政治在平稳过渡中实现
(一)“转型正义”,缓解矛盾
(二)积极修宪,强化法制
五 存在问题:深化改革的方向
(一)经济增长质量虽有改善但增长方式仍需转变
(二)收入差距仍然过大
(三)中产阶级具有相当的脆弱性
(四)教育质量有待提高
六 智利还政于民20年:4点思考与12点启示
(一)关于威权主义与民粹主义的思考
(二)关于“钟摆现象”与发展道路的思考
(三)关于威权体制与民主转型的思考
(四)关于政治民主与社会发展的思考
一 智利:即将率先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一)拉美“中等收入陷阱”现象及相关国际比较
2010年是中国智利建交40周年,智利“还政于民”20周年。40年来,尤其是近20年来,智利的发展广受关注,学术界从不同角度分析智利经验的文献越来越多,其主流将智利视为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样板,指出“拉美国家长期以来试图超越其被称之为‘欠发达’的现状,但迄今为止没有任何国家实现这个目标,只有智利已经非常接近”[1]。
根据2010年8月最新调整的标准,世界银行按人均国民总收入(GNI)划分,将各经济体分为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三组[2]。在其统计的213个经济体中,目前低收入经济体共计40个,其中拉美只有海地[3],占2.5%;中等收入经济体104个,拉美有28个,占26.9%;高收入经济体69个,拉美有4个,占5.8%。在中等收入经济体中,下中等收入经济体共计56个,拉美有9个,占16.1%,但在上中等收入的48个经济体中,拉美多达19个,占39.6%,远远高于在低收入、高收入与下中等收入经济体中的比重。(见表1)
表1 按三个收入组划分的拉美经济体及其比较
由于拉美国家在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占27.0%、在上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占高达40.0%,并长期徘徊在同一水平而不能向上进入高收入国家水平,因此,人们自然将拉美地区看作“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4],甚至有学者直接将“中等收入陷阱”与“拉美陷阱”等同起来,与之相提并论[5]。
回顾世界经济史,人们不难发现,由于远离战争,二战结束时拉美发展水平并不低,阿根廷和智利等主要经济体甚至高于一些欧洲国家:1962年,阿根廷人均GDP已达1145美元(时价,下同)[6],仅略低于英国的1512美元和法国的1590美元,却高于意大利的990美元,更大大高于日本的634美元,并且将拉美的前宗主国西班牙(519美元)和葡萄牙(407美元)远远甩在后面。然而,法国在1979年、日本在1985年、英国在1986年、西班牙在1990年、葡萄牙在1995年都先后走出了“中等收入”行列,进入高收入国家阵营。
同样还以1962年为例,智利人均GDP为684美元,墨西哥387美元,哥伦比亚292美元,巴西258美元;而此时在东亚,中国香港人均GDP仅为522美元,新加坡为430美元,韩国只有104美元。但是,中国香港在1989年、新加坡在1990年、韩国在1995年就超过1.1万美元,先后走出“中等收入”行列,进入高收入阵营(见图1)。
图1 拉美五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及其与亚洲的比较
相比之下,绝大多数拉美国家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智利1971年、墨西哥1974年、巴西1975年、哥伦比亚1979年的人均GDP就超过1000美元,走出“低收入”阶段,但到2009年它们分别仅为9644美元、8143美元、8114美元和5056美元,阿根廷仅为7666美元。拉美于1996年才整体进入上中等收入行列,到2009年,除少数加勒比经济体外,南美大陆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水平,甚至还有9个经济体至今滞留在“下中等收入”水平,形成一种特殊的“稳定”状态(见表2)。
在“中等收入陷阱”中“滞留”的时间,日本和新加坡是19年,韩国和中国香港是18年,而截至2011年,拉美地区的平均滞留时间已达37年,智利已有40年,乌拉圭38年,墨西哥37年,巴西36年,哥伦比亚32年,而阿根廷几乎为全球之最,至今已有49年。
表2 拉美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时点及其与东亚的比较
(二)智利即将成为走出“中等收入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