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发生的一些大事，给新世纪开始阶段的全球政治与安全格局，既留下了深深的标识，也增添了新的变数。这中间，有些是以往线索的延伸和逻辑的必然，有些则是跳跃式的突进和矛盾的质变，还有一些属于始料未及的麻烦和刚刚生成的隐患。至于它们的前景，比如在2006年或2016年甚至2060年的存在与否、变化结果，坦率地讲，国际关系学者是无从给出精准判断的。正如很难预见到苏东剧变这一事实所证明的那样，国际政治继承了人的丰富特性（包括所有毛病）；我们所能做的，是尽可能全面而准确地概括刚发生过的事情，并对未来的可能性有所提示。

一 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念

2005年见证了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的庆典活动，提醒世人不忘过去和面对未来。

这一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0周年和联合国创立60周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造成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伤亡最惨重的一次冲突，也给全球发展带来了新的转机。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尚未散尽之际，人们构思酝酿了解决国际冲突的国际机制——联合国及安理会；也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烽火中，沿袭了数世纪之久的西方殖民主义大厦轰然坍塌。尽管殖民主义的各种残渣余孽至今仍然试图拖延这具僵尸就木的时间，我们从人类历史的长时段观察，第二次世界大战无疑是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枷锁最沉重的一击。同理，不管联合国走过了多少弯路或今人对联合国有多少非议，也不论个别超级大国如何力图操纵这个最大的国际组织，风雨兼程60年的联合国，基本保持了它独一无二、无法替代的全球法理权威。2005年有关联大及安理会改革的激烈交锋恰恰证明，在全球化日益发展、国际形势更加复杂的现时代，各国依然需要联合国，期待它发挥比从前更加积极而有效的作用。与此同时，联合国也越来越像是大国小国、强国弱国及各种国家集团和非国家行为体进行博弈的主要场所，越来越像是观察国际道义在多大程度上存在于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全球社会的一面镜子。在安理会改革问题上，德国、日本、印度、巴西组成的“四国争常联盟”全力展开的外交活动，和这一特殊联盟最终遭遇的挫折，以及纽约总部召开的纪念联合国60周年的首脑峰会（包括会上的激辩和最终通过的决议），均展现了联合国富有魅力却难成共识的现实。

2005年又是著名的亚非会议（万隆会议）50周年。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召开的万隆会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第一次没有西方国家参加，由亚非国家自己发起和举办的重大国际会议。在20世纪50年代的特殊背景下，来自亚洲和非洲的29个国家，对于这些刚刚获得独立的国家自身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进程做了回顾，对未来的发展做了重大宣示。这次会议也是新中国诞生以后，我国参加的第一次重大的国际会议。正如东道主印尼总统苏加诺指出的那样，如果说以往亚非国家只能各自单独面对各种困难和压力的话，这次会议则显示出团结起来、共同抗衡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残余势力的勇气。虽然由于各种原因，纪念活动并非像许多发展中国家期待的那样热烈，但“万隆精神”在亚非会议召开50周年后的今天，依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勇敢应对当今国际格局中不公正现象的一种精神激励。万隆会议也是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国家和平共处的一个早期范例，为后来的国际合作提供了样板。

2005年还是欧洲和解与对话的“赫尔辛基进程”30周年和当今主要发达国家组成的“七国集团”30周年，是中国与欧盟正式建立外交关系30周年。30年前，为了缓和欧洲局势并防止东西方对峙酿成大规模军事冲突，在西欧国家与苏联集团之间建立了安全对话与互信机制。历史证明，以北欧小国芬兰的首都命名的这一机制，开启了欧洲各国和解与合作的重要进程，对于冷战格局在欧洲大陆的结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30年后的今天，在芬兰和坦桑尼亚这两个欧非国家的倡导下，“赫尔辛基进程”开始了新的发展，即进入以“消除南北矛盾和推动全球治理”为宗旨的第二阶段。至于“七国集团”（最近十年由于吸收俄罗斯而变成“八国集团”，更确切地说是“七加一集团”），我们可以评价说，虽然近年来它的“富国俱乐部”性质被有意识淡化，本质上一年一度的“七国集团”峰会却没有脱出西方主要发达国家“领袖沙龙”的性质，它在竭力成为全球经济的“风向标”和“执委会”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