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长三角法制一体化的涵义及其客观必然性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进程的推进以及相关研究的深入，长三角一体化的内涵也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在理论认识上也日益明确。但是，在长三角一体化研究的成果中，法制一体化的研究相对滞后。我们认为，深化长三角法制一体化的研究，首先需要对法制一体化的内涵进行科学的界定，对长三角法制一体化的客观必然性予以充分的理论论证。

（一）长三角法制一体化的基本涵义

如同一体化的概念一样，法制一体化的内涵也是十分复杂的，我们需要从多角度进行分析把握。

首先，法制一体化乃长三角一体化应有的题中之意。一体化概念本身可以在不同内涵上使用，依据一体化的紧密程度，可以分为紧密型的和松散型的。前者如欧盟，是当今世界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政治、经济集团组织，它不仅是经济上的联盟，也是政治上、外交上、安全防务上的联盟，而且还存在独立的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而松散型的一体化，其一体化（联盟）程度要低得多，它主要表现为经济领域的一体化，其本质含义在于通过合理的地域分工，建立共同市场，消除各种障碍，实现各种要素的合理流转和优化组合，最终达到提高区域总体效益，促进区域共同繁荣的目标。很显然，长三角一体化的概念无疑是在松散型意义上的一体化。既然长三角一体化的核心内容为经济上的一体化，那么为什么要提出法制一体化的概念？为什么说法制一体化是长三角一体化的题中之意？其基本的依据在于经济一体化的各个方面和每一个环节，都是以法制化的形式显现出来的，是通过法制化的途径来实现的。从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经济一体化和法制一体化乃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法制一体化是经济一体化的最基本的载体，没有法制一体化的经济一体化实际上是不可能存在的。

其次，长三角意义上的法制一体化有其特定的内涵。法制一词，一般可作广义、狭义两种解释，广义的指法律和制度，狭义的包括立法、执法、守法、法律监督等各个环节。所谓长三角法制一体化中的“法制”显然不能简单地套用上述两种含义，而是有其特有的内涵。从法律制度的层面看，长三角法制一体化中的法制，主要的不是指国家法律制度（中国本身属于法制统一的国家），而是指两省一市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决定、政策以及相互之间具有约束力的协议等等；从法制系统层面看，它不是指形成统一的立法机构、执法机关、法律监督机关，而是指在立法、执法、守法、法律监督等领域的协调与合作。因此，在构建长三角法制一体化方案时必须从这一特定内涵出发，而不能简单照搬诸如欧盟那样的法制一体化模式，否则必然与我国的政治体制、行政体制、立法体制相冲突而无法实施。

再次，长三角法制一体化的主体主要是政府。这里的“政府”应为广义上使用，包括立法部门、行政部门以及司法部门。在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参与的主体具有广泛性，既有政府主体，更有各种各样的市场主体。但是，政府作为长三角一体化的基本主体，其主要的职责在于通过协商确立相关的法律制度，创建共同市场所必需的法制环境，协调各种矛盾和冲突，保证市场法制规则的实施，而不是直接参与市场中的经济行为，因此，如果说长三角一体化进程的参与主体具有多样性的话，那么长三角法制一体化的基本主体是政府而非一般的社会组织、法人和自然人。

最后，长三角法制一体化的最终目标在于为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法制一体化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通过这一手段所要实现的主要目的在于经济一体化，诚然，法制一体化自身也有其理想的目标，如实现地方性法规、政策、规章等规范之间的协调一致，消除法制内部的冲突等，但就其最终的目标而言是通过一体化的法律制度，共建统一的市场，消除恶性竞争，协调区域经济，维护各方利益，促进区域经济的共同发展。

（二）长三角法制一体化的客观必然性

长三角法制一体化并不是由人们的主观意愿决定的，它是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的必然产物，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

就长三角法制一体化的必要性而言，它是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的基本保障。其一，从经济与法制的关系看，经济一体化的基本要求必然在法律制度层面得到反映，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