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双重作用下，实现了人口转变过程，在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的情况下，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即我们前章所论述的“未富先老”。这与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情况下才进入老龄化社会很不相同，对中国的养老问题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本章我们首先分析“未富先老”带给中国的养老挑战，然后描述中国现行的养老保障体系，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并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养老保障模式。

一 “未富先老”带来的养老挑战

“未富先老”带给中国养老问题的挑战是不言而喻的。从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历程看，经济增长和老龄化是一个同步的过程，但是，中国老龄化的进程却超前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这对养老保障提出严峻的挑战，主要表现为经济活动人口的养老负担率大幅度提高，与此同时，体制转轨造成巨大的养老保障资金的缺口，并且独生子女政策对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造成冲击。

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会影响到中国劳动力资源的长期供给状况。老年抚养比是指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与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之比。尽管并非所有的劳动年龄人口都参加劳动，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近似地将老年抚养比作为衡量老年赡养需求与社会供养能力之间关系的指标。目前，中国的老年抚养比大约为0.11。根据联合国对中国的人口预测，2010年老年抚养比将有小幅度上升，到2015年上升幅度不断增大，老年抚养比达到0.13，2020年达到0.17，2025年达到0.20，2030年更高达0.24（United Nations，2003）。根据曾毅教授的预测，在中、低死亡率方案下，中国2020年的老年抚养比将分别上升为0.17与0.19，分别比2000年增长54.5%和72.7%；而2050年的老年抚养比将分别上升为0.37与0.45，即平均每一个劳动年龄的人需供养0.37与0.45个老年人，或者说平均每2.7～2.2个劳动年龄的人供养一个老年人。205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供养老年人口的负担将等于2000年的3.4倍与4.1倍（曾毅，2001）。

虽然从现在起到2020年，是中国劳动力资源最为丰富的时期，但是，养老负担率却呈直线上升的趋势。在这之后，中国劳动力资源供给总量将会逐年减少，养老负担也将越来越大。由于劳动力资源不断减少的时期也是老年人口比例不断上升的时期，每个劳动年龄人口对老龄人口的负担率将不堪其重。如果养老保障基金继续依靠现收现付制度筹集的话，届时必然出现严重不足的情况。

“未富先老”带给中国养老问题的挑战，还因为中国的老龄化与养老保障制度转轨同时发生而变得更加严重，即在养老金积累方式从社会统筹向个人积累方式转变的过程中，存在一个由谁来负担“转轨成本”的问题。另外，目前养老基金实行的是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混账管理，即两部分从一本账中支出，剩余部分留作积累。由于个人账户存在“空账”问题和社会统筹基金不足，养老保险基金绝大部分用于当年养老金发放，实际积累额小于职工个人账户记账额。因此，个人账户只是名义上的，也就是“空账”。实质上，中国的养老保障体系仍然是现收现付制。根据国际经验，支撑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障体系需要以相对年轻的人口结构、有效率的税收体系和有效且安全的基金管理和治理机制为条件。这些条件在中国不完全具备，因此，中国的养老保障体系存在很多问题。

值得引起格外关注的是，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生相伴随的，是老年人口的高龄化现象。

目前我国高龄老人每年增长率约为4.5%，相当于总人口年平均增长率的6倍。根据联合国提供的预测数据，2010年，中国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口将达到1858万人，2015年达到2323万人，2020年达到2739万人，2025年达到3156万人，2030年高达4045万人。从这些数字中，我们可以看到高龄老年人口数量的迅速增长。尤其是2025～2030年间，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的增长率达到了28%。

从未来老年人口自身的年龄结构看，我们将80岁及以上、85岁及以上和90岁及以上人口分别认定为高龄人口，计算了这三个年龄段的高龄人口在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见图6-1）。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80岁及以上高龄人口在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呈波动上升的趋势。85岁及以上高龄人口，以及90岁及以上高龄人口在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都呈缓慢上升的趋势。

图6-1 老年人口的高龄化趋势

在未来50年中，不仅老年人口中的高龄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