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4年根据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人口非控制不可”的指示后，中国政府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1]1982年根据邓小平同志“人口是个大战略”的指示，党的十二大首次将计划生育列为基本国策；^[2]1991年根据江泽民同志“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指示，实行计划生育工作的党政一把手负责制。^[3]经过30多年的时间，中国人口快速增长的态势迅速地转为稳定的低生育率水平，甚至远低于妇女生育更替水平（妇女总和生育率为2.1）。

这就引起一个人们普遍关注的公共政策问题，是否调整20多年前制定的计划生育政策？如何根据人口发展状况的变化以及经济社会环境变化进一步完善我国的人口政策？笔者认为这需要跳出人口看人口，需要跳出生育政策来看生育政策。任何一种人口政策或生育政策的制定都取决于中国长远发展目标以及在未来世界激烈竞争格局条件下的国家根本利益。这就需要进一步或者重新理解我们的发展目标。本文主要提出如下问题：什么是总人类发展福利？如何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总人类发展福利？它与该国家或地区的人类发展水平以及人口规模有什么关系？我们又如何衡量1950年以来中国与印度的总人类发展福利？如何预测未来两国人类总发展福利？怎样提高中国的总人类发展福利？它与我们的人口政策，也包括生育政策有什么联系？笔者将对上述问题做一初步探讨。本研究旨在从新的发展视角入手并采用动态的国际比较（特别是与印度的比较），进一步反思和探讨中国长远的人类发展目标与人口发展目标。

一 GHDI：发展总福利的测度方法

人类发展指数（HDI）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类发展水平，如同用人均GDP表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如果参照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总量等于人均GDP和总人口的乘积，笔者可以将总人类发展福利指数（GHDI）定义为HDI与总人口的乘积，其单位为HDI·人，以便反映不同人口规模、不同人类发展水平条件下总人类发展福利，它既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类发展水平相关，也与一个国家的总人口规模及其增长趋势相关。因此，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总人类发展福利的话，GHDI是一个比较典型和比较恰当的总量指数。

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十分低下，甚至大大低于工业化国家1870年的水平。根据Crafts（2002）的估计，1870年北美地区的HDI为0.504，西欧地区为0.421，到1950年两个地区分别为0.774和0.707，而1950年中国和印度分别为0.225和0.247，中国低于印度，当时中国可能是世界上人类发展指数最低的国家，甚至还低于非洲国家的水平（0.277）。这就是中国现代化的起点。正是在这样的起点之下，中国的人类发展水平迅速增长，到1999年达到0.718，尽管仍低于发达国家，但是与它们之间的差距迅速缩小，从1950年与北美相差0.549、与西欧相差0.482缩小到1999年与北美相差0.216，与西欧相差0.200（见表9-1）。

表9-1 人类发展指数（HDI）变化：1870～1999

在1870～1999年间，北美地区GHDI增长了13.1倍，平均增长率为2.01%；西欧地区增长了4.3倍，平均增长率为1.14%。两者在1950～1999年间的增长率相对低一些，分别为1.67%和1.01%。与之相比，同一时期发展中国家的GHDI增长速度快得多：中国增长了7.3倍，增长率达到4.14%；其次是非洲增长了6.7倍，增长率达到3.96%；印度增长了6.4倍，增长率为3.86%。中国的GHDI的高增长，使得其出现了明显的赶超效应。中国的GHDI从1950年的1.23亿HDI迅速上升到7.76亿HDI。与北美的差距从相当于其95.6%上升到3.1倍，与西欧的差距也从相当于其67.9%上升到3.0倍（见表9-2）。

表9-2 总人类发展福利指数（GHDI）变化：1870～1999

GHDI的增长由HDI的增长和人口的增长两部分构成，同样是GHDI高速增长的地区，中国HDI增长贡献率高达58.4%，而非洲地区只有34.8%，说明中国的GHDI的提高主要来源于其HDI的提高。同样，西欧与北美的GHDI的增长也明显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式，西欧HDI增长贡献率达到53.0%，北美则仅有23.1%，其GHDI的增长有超过3/4是来自其人口的增长（见图9-1）。

图9-1 对GHDI增长的贡献组成（1950～1999）

二 中印人口与GHDI比较

1.人口数量和结构的比较

从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来看，中国从1975年左右就开始超过印度，并且其增长率更高，无论在人口数量、质量还是结构上中国都已经先行获得“人口红利”（始于1980年），印度进入相对较晚（始于1990年）。中国的“人口红利”期虽然峰值高，但时间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