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代初开始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在控制中国人口过速增长以集中有限资源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自1980年开始实施的特别严格的现行生育政策已经实施了25年（一代人），全国平均总和生育率已大大低于替代水平，中国已进入平均每对夫妇终身生育1.7～1.8个子女的低生育国家行列，人们的生育意愿普遍发生了变化；与此同时，中国的老龄化加速，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女婴死亡率大大高于正常水平，^[1]未来家庭结构面临畸形等已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与忧虑。在这种情势下，是否有必要继续长期实行现行生育政策？如是，对中国未来的老龄化和人口、性别、家庭结构以及劳动力资源、退休金缺口等又将产生何种影响？如果向二孩晚育政策平稳过渡（即“软着陆”），是否会造成人口失控？其可行性如何？后者与前者相比，对中国未来人口、性别、家庭结构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有何差别？本文旨在从人口模拟预测分析与人口经济学的角度探讨这些问题。

一 关于中国未来生育政策研究的简要回顾

中国自1980年开始实施绝大多数夫妇只允许生育一孩的特别严格的生育政策。一孩政策在农村实施遇到普遍抵制，因而从1984年起放宽为大多数农村允许第一孩为女孩的夫妇在间隔4～5年后生育第二孩。最近一项基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生育条例的统计分析表明，在现行生育政策下，全国63%左右的夫妇只被允许生一孩，35.6%的夫妇被允许生二孩，1.3%的夫妇被允许生三孩。^[2]早在1980年代初，梁中堂曾在“20世纪末人口控制目标12亿以内”的前提下，提出晚婚晚育加间隔（8～10年）的二孩政策可使人口控制在11.8亿；^[3]马瀛通、张晓彤在断定20世纪末人口控制目标12亿以内不具可行性的前提下，建议实施“晚育加间隔”（4～5年）的二孩政策，认为可使2000年的人口控制在12.3亿左右。^[4]Bongaarts与Greenhalgh，1985年发表论文，通过模拟提出了关于一孩政策的替代方案：如果中国妇女都在25岁生育一孩，间隔4年后在29岁生育二孩，则可以在2000年将总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达到与一孩政策基本相同的人口数量控制效果。^[5]曾毅在城乡人口动态预测模拟及未来人口发展诸种矛盾此消彼长对社会经济影响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渐进式的平均生育年龄逐步提高的二孩晚育是既可避免未来人口总数过大，又可避免老年人口比例过高的较佳生育政策选择。^[6]李建新通过不同生育政策条件下人口百年趋势预测模拟，认为“二孩加间隔”的选择更为理想。^[7]由国家计生委政法司组织协调、三个研究所与研究中心承担任务的国家计生委“中国未来人口发展与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于2000年5月发表研究报告，提出了重申现行生育政策不变，同时允许夫妇双方（或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家庭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微调”建议。^[8]由顾宝昌牵头的“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的研究得出了由现行政策逐步过渡到每对夫妇生育二个孩子的生育政策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可行的结论，并提出了从2005年起用15年平稳过渡，到2020年时实现普遍允许生二孩的政策建议。^[9]世界著名经济学家盖尔·约翰逊（D.Gale Johnson）1994年提出了中国现行人口政策的一组替代政策与制度，认为即使较宽松的替代人口政策将比特别严格的现行政策产生大一点的人口规模，但其对人均粮食供应和人均收入，从而对人均福利水平基本上无不利影响。^[10]在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现行人口政策必须尽快平稳调整过渡的同时，也有不少学者主张长期保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还有的学者主张实行更加严厉的生育政策。^[11]

二 研究方法、数据来源与不同生育政策模拟预测方案的参数估计

笔者在将Bongaarts核心家庭模型^[12]扩展为包括核心家庭与三代家庭的家庭状态生命表基础上，^[13]逐步建立与发展了ProFamy家庭人口预测宏观模拟预测方法及配套程序系统。本文所用的家庭人口预测的ProFamy方法突破了家庭状态生命表模型及传统户主率方法的局限性，只需人口普查与常规人口调查的较易获取的数据，与婚姻、生育、死亡、迁移等人口要素紧密相联，既可预测包括各年龄段人口婚姻状态及是否与子女一起居住等较详细的家庭类型与家庭规模，又能预测城乡人口年龄性别分布，是一种相对实用的家庭人口预测方法。^[14]中国城乡家庭人口预测应用了2000年、1990年两次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