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以才立，业以才兴，人才事关党和国家发展大业。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时期，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培养和造就大批人才特别是高学历型人才，尤其重要。人才的产出（培养）受多种因素影响，财政投入是其中之一。财政投入和人才产出（培养）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财政投入的不同方向是否也会影响人才产出（培养）？我国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工作该怎样改进？本文将探讨上述问题。

一 高学历人才产出（培养）与财政投入关系的理论分析

经济学中用生产函数和成本函数来描述，企业既定技术水平和既定投入下的产出量，即成本收益理论。人才产出（培养）虽不是在企业中进行，但同样需要成本。同时，大量研究和事实表明，人才产出（培养）与投入之间存在某种函数关系。因此本文拟应用“成本收益分析法”分析我国的人才产出（培养）问题。

（一）人才产出（培养）活动的经济学属性

人才产出（培养）活动总体而言属于“准公共产品”性质。首先，每个人都有成才的愿望，都会努力寻求各种成才方式，其中一种重要途径就是通过读书——受教育方式——获得高学历，这就产生了教育需求的竞争性。教育提供，特别是高学历型教育的供给具有排他性和受益的不均衡性（同是纳税人，不同受教育者和不同的学校教育质量不一样）。因此教育具有“私人产品”属性。其次，教育的外溢效用使其成为具备“外部性”的“公共产品”。教育除了使教育者本人获得收益外，还有各种社会收益。教育的成功，不仅受教育者受益，社会也会随之受益；教育失败，不仅受教育者受损，社会也可能随之受损。上述两方面分析可知，教育有“准公共产品”属性。

不同层次教育的属性也不完全一样。义务教育是全社会都需要而且能够接受的基础教育，因此属性上更偏向于“公共产品”。对非义务的高学历型教育而言，因其：（1）内容更加专业化、实用化；（2）需投入高额成本；（3）正向的外溢效用，特别是非经济的效用（对社会治安、道德风尚、价值观念的形成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较之义务教育要小。所以，其消费的竞争性、排他性和受益的不均衡性，决定高学历型教育的属性上更偏向于“私人物品”或“准公共物品”。

图1 高学历教育工作收益外溢分析

成本-收益分析认为，有正外部性特征的产品，其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是不一致的，差额就是外部收益。人才产出（培养）工作（教育产品）具有大量外部收益。成本和收益的不对称，会影响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因为私人投资决策时，往往只考虑个人的成本和收益，忽视社会成本和收益，结果导致高学历型人才产出（培养）不足，不能完全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因此，政府有必要投资，弥补“市场失灵”。如图1所示，没有政府投入，高学历型教育工作的收益外溢会导致效率损失。

其中：dd——公众对高学历型教育的需求曲线；

DD——社会边际收益曲线；

SS——供给曲线（边际成本曲线）；

三角形E0AE1——效率损失；

dd和DD之间距离是该产品的边际外部收益。

可见，高学历型教育的属性是“准公共产品”性质，因此需要政府财政大力投入。此外，我国目前资本市场的不完善，政府可保证每个人获得基本公平的受教育机会等，也是政府财政投入人才培养工作的依据。

（二）有关人才产出（培养）的成本和收益界定

1.人才产出（培养）的成本

按照本文“高学历人才”定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规定，高学历人才产出（培养）成本主要表现为：国家财政拨款、委托培养单位筹集资金、私人自己投入资金。就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委托培养研究生仍占少数，因此，高学历人才产出（培养）成本主要就是国家拨款和私人筹款两项。

当然，高学历人才产出（培养）收益是以牺牲收入为代价的，即有机会成本。据估计，每个人就读研究生的平均机会成本是62100元。研究生毕业后，收回就读期间机会成本的时间为1.43年；在每年收费3000元的情况下，平均收回机会成本和收费的时间是1.64年；在每年收费5000元的情况下，平均收回机会成本和收费的时间是1.78年；在每年收费10000元的情况下，平均收回机会成本和收费的时间是2.12年。^[1]

鉴于本文研究重点在于，高学历人才产出（培养）与政府财政投入之间的关系，所以人才产出的成本集中，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