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世纪之交的2000年，是中国宏观经济周期运行的重要一年。随着3年来扩张政策效应的积累，某些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作用的显现，以及国际经济环境的向好，中国的经济增长结束了连续7年的下滑趋势，开始步入上升轨道，GDP增长率可达8%，工业增加值增长率达到11.4%；零售物价降幅趋小，消费物价结束了数十个月的负增长由降转升，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了5%左右，通货紧缩的压力几近消除。

然而，经济复苏基础不稳的问题进一步显露，农民收入增速持续下降，城乡差距继续扩大，农业和农村经济比较困难；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启动不力，实体经济的增长缺乏后劲和支撑；下岗失业问题依然严重，经济实际增长率仍低于潜在增长率；等等。这些问题的出现都有着非常复杂的背景和原因，不是简单的宏观政策扩张就能解决得了的，因而中国经济是继续复苏，在周期波动的上升轨道上运行，还是再次走低，甚至陷入衰退，仍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张曙光等，2001）。

大规模宏观扩张政策的连续实施既有成效，也有副作用，其操作既有进步，也有失误，前者主要表现为政策方向的选择和坚持，后者集中表现为有悖于稳定政策与体制政策的一致和协调，发生了政策性扩张和体制性收缩共生的现象和问题，不仅削弱了政策效应，而且恶化了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和制度环境。例如，我们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增发国债，扩大政府支出，这样做虽然有助于经济的复苏，但却付出了很大的代价。首先，增加政府支出需要相应的资金来源，发行国债和提高税收是两个主要途径，如果政府发债受到偿债能力的制约，那就必然要提高实际税赋。目前的情况是增发国债和增加税赋并行，这样就在提高总需求的同时，通过压缩企业的利润边际和弱化企业的投资激励，降低了经济的总供给。其次，这种政策的长期单一使用，会逆向改变我国经济的增长结构，强化以政府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格局。这将严重影响未来经济增长的质量。最后，这种政策的长期单一使用，将加强政府直接和集中支配经济资源的权力和地位，阻抑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不仅如此，这种凭借官僚体系和程序实施的自由裁量权力，假如没有相应的监督和制约，势必会孳生出形形色色的腐败现象。我们实施了稳健的货币政策，并在促进经济回升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金融领域发生的体制性收缩，不仅造成了货币传导渠道的堵塞，而且扭曲了金融体系和金融结构，这既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复苏，也削弱和破坏了经济长期发展的金融环境和制度基础。对于财政体制和财政政策我们已经做过认真的分析和系统的讨论（2000），这里不再赘述，本文将集中考察货币政策和金融体制方面的问题。

在现代经济的运行和发展中，金融体系的结构和效率占据着核心的地位，起着决定的作用，在我国目前的转型和发展中，金融体系的重构和金融结构的改造，更是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这不仅有亚洲金融危机和周边国家的经验教训做基础，也为我们自己的实践所证明。1997年利率该降不降，1998年基础货币该增不增，2000年货币、贷款、债券一齐扩张，实体经济反应呆滞，说明货币传导渠道严重阻塞。本文的分析旨在，从我国货币政策实施中传导机制发生的阻塞和错位出发，揭示金融体系和结构方面的变化和扭曲及其产生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并就改善宏观政策配置和促进金融改革深化及其协调和一致性展开讨论。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将从理论上探讨货币传导机制的两种渠道：货币渠道与信贷渠道，进而说明我国从单一的信贷渠道转向以信贷渠道为主的货币传导机制的演变；第三部分将描述金融领域的新近变化及其对现行货币政策性质和效应的影响，解析货币金融领域发生的流动性幻觉、信贷旁路和传导阻滞；第三部分将着重揭示货币传导渠道阻塞的体制根源和微观基础，说明政策和体制之间的内在联系；最后将给出有关理论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货币渠道与信贷渠道

1.宏观经济金融理论的一个概述

在前凯恩斯时代的古典经济学中，以及在其后的阿罗-德布鲁关于瓦尔拉斯机制的一般均衡框架中，市场竞争中的行为主体——消费者和生产者的个体理性选择，足以保证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实现了资源的帕累托最优配置的均衡状态。这样一个完全理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