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点不仅国人妇孺皆知，而且得到了世人的一致认同。然而，这种变化主要发生在城市和沿海地区，而农村和内地则是另一番景象。如果说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和发动，那么，其结果和获益主要惠及的是城市；如果说城市已经融入了现代化和一体化的潮流，那么，农村则出现了边缘化的趋向，有的还相当原始和封闭；如果说城市呈现出一种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那么，农村则显得有些破败和凋敝。要知道，中国是一个有着9亿农民的大国，农民、农业和农村的状况如何，不仅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而且直接决定着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造的成败。

中国农村的改革和发展，国内外的学者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在农村改革的初期阶段。在这些研究中，有的考察了农地制度问题，有的研究了乡镇企业的发展；有的分析了农产品购销体制的变革，有的讨论了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有的分析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和民工潮的问题，有的考察了小城镇建设和城市化的问题，等等。然而，有一个重要问题，即农村经济决策权的配置和决策方式的变迁问题，尚未引起应有的关注和深入的研究。在中国现行的社会结构中，农民的人数最多，但却是一个弱势集团，其独立意识和组织程度最差，声音最弱，其意愿和要求往往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其权利和利益往往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和实施，反而经常遭到侵犯和损害。这也许是中国农村问题的症结所在。因此，我们打算从这一角度来考察中国的“三农”问题，以期对这一关系中国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给予一个逻辑上自洽的解释。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是关于决策权和决策方式问题的一个理论概述，第二部分分析农地制度的变迁及其与决策权配置和决策方式演变的关系和作用，第三部分讨论国家垄断、政府管制和对农民的歧视政策及其对农户决策的限制和侵害，第四部分考察农村的公共决策和公共产品问题，最后是一个简单的小结。

一、理论概述：私人决策和公共决策

从实证的角度看或者说在发生学意义上，制度是人们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通过试错法，学习与适应而稳定下来的均衡选择。从规范意义上看，制度是为了实现一个合理的社会目标所进行机制设计的结果，或在技术约束的范围内，人们理性地选择了制度安排。

制度如何影响人们的行为选择取决于决策权如何配置。其中特别重要的一个维度是如何恰当地划分私人决策与公共决策，以及直接控制与间接控制之间的边界。因为个体理性决策所导致的博弈均衡未必能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如囚徒困境揭示的那样，所以，以某种方式对个人决策进行一定的限制就是人类社会自我组织的一种重要表现。然而，信息和知识是分布在个体之间的，社会的制度设计者和实施者，事前并不清楚每个社会经济环境的特殊信息。把决策权集中在某个机制设计者或中央计划者时，必须有两个基本前提条件。一是中央计划者必须掌握着足够的有关社会个体的信息；二是这样一种决策方式所需要的信号空间和所需要的信息应该是足够的小。社会个体通常是没有动力直接去显示自己的个人信息；竞争性市场经济则是惟一的信息空间最小且有效的经济机制。这就表明，公共（集中）决策绝对不能取代私人决策。不仅如此，在本质上，所有社会决策都来源于个人。关于私人决策权的制度安排以两种方式进行，其一是构造性形式，以直接或间接方式保证某些事前可描述状态的可行性（同时否定了相对的状态的可行性）；其二是存在性形式，对制度设计者和执行者不能预见的机会不加限制，而给个人留出自由选择的空间。

决策权的配置及其私人决策和公共决策之间的分野，从根本上来说，主要是由产权及其排他性决定的。如果说产权是拥有和使用一项资产（包括物质产品、能力、知识和时间）的权利，那么，排他性就是它的基本特征。它不仅意味着产权主体不允许他人从其使用中受益，而且要排他性地对其使用中的全部成本负责（柯武刚，史漫飞，2000）。因此，按照产权排他性及其程度，我们可以对私人决策和公共决策做出进一步的分析和讨论。

一般来说，彻底的排他性是私人产权的决定性的特征，基于私人产权进行的选择和做出的决策就是私人决策和个人选择，它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