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说，流通形式包括商品的产销形式、营销方式和商品流通的组织形式。在此，重点研究和探讨的是流通组织形式^[1]。

1979年以来，随着人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消费习惯的改变，中国消费市场需求呈现出多元化、层次化的发展态势，这一变化有力的推动了流通组织形式和营销方式的变迁。

从总体上看，中国流通组织形式的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新的组织形式大量出现，如各种类型的流通企业集团的兴起从根本上动摇了原有的流通组织体系；另一方面是原有的流通组织为适应竞争的需要纷纷进行了组织创新和经营制度创新，如传统的小型百货商店和专营副食品店转化为综合商店和专业化商店，一些仓储企业发挥自身优势改建成仓储式销售或工业品批发贸易市场等。上述两方面紧密联系且相互影响汇成了20多年来中国流通组织变化的主旋律。

一 交易费用与流通批发组织的选择

（一）交易费用与科斯定理

以科斯（Ronald H·Coase）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以交易费用理论为分析工具，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人与人之间在交换、权利与收益之间的关系时，形成了交易费用理论和现代产权理论。科斯所说的交易费用包括：

1.获取准确的市场信息所需的成本，或称信息成本

同此种费用相关的行为有：生产者或经营者进行市场调研，以获取有关商品和劳务的价格或质量或数量的信息；生产者寻找潜在的买者和与自己的商品具有竞争性的生产者（卖者）的各种信息。

2.讨价还价与签订合同所需的成本

同这种费用相关的行为有：当价格可以商议时，买者和卖者为达成合理价格，确定买者和卖者的真实要价而进行的讨价还价；起草、讨论、确定交易合同等。

3.监督合同执行所需的成本

同这种费用相关的行为有：监视合同签署人，看其是否遵守合同上的各项条款；贯彻合同，并在一方未履行合同而造成另一方损失时，提出起诉，要求赔偿；保护双方利益，防止第三方侵权，比如防止伪造，保护知识产权，防止侵犯专利等。

此外，有的专家认为交易费用还应包括界定产权本身的费用、制度改革的费用以及激励劳动者的费用等。

科斯在论述企业的性质时指出，企业（组织）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可以节约单纯利用价格机制所产生的交易费用。^[2]由于科斯定理有多个版本，在此我们给出两个具有权威性和代表性的界定：

（1）施蒂格勒命名的“科斯定理”，通常被表述为：法定权利的初始划分从效率角度看是无关紧要的，只要这些权利能够自由交换，换言之，只要市场上交易费用为零，则产权初始界定不会影响经济效率。

（2）《新包格拉夫经济学辞典》对“科斯定理”的表述：“只要交易成本为零，财产的法定所有权的分配不影响经济运行的效率。”^[3]

尽管科斯定理存在着争论，但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们立足“交易费用”，细心探讨企业的起源、产业组织和外部性等问题，其目的在于建立一种能使我们对制度结构的决定性因素进行分析的理论。放在讨论流通组织结构及演变时，避开交易费用是不可能的。

流通组织是产权安排的具体形式。企业的所有者，对企业资本拥有产权，可以凭借产权获得在产权基础上派生出来的各种权利；企业的员工，对劳动力拥有产权，可以凭借产权获得相应的权利。流通企业的规模、组织形式、治理结构、管理制度乃至经营战略，都是与企业产权安排紧密相联。产权作为流通制度安排与组织创新的关键性因素，归根到底要落实到具体的流通组织形式的选择与设计层面。

（二）交易费用与流通批发组织的演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多年来流通组织形式的演变，反映了科层组织与市场机制此消彼长、相互替代的过程，其实质是试图以低交易费用选择流通组织形式。

以最少的交易费用实现全社会商品的有序流通与合理分配，满足计划经济的要求，曾经是中国传统流通体制的目标。在改革以前乃至改革初期，国有商业部门与物资部门实质上是流通产业中两个巨大的科层组织，分别在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流通中独家经营，造成了全行业性垄断和流通渠道与流通组织的单一化，其组织结构几乎从整体上取代了市场的功能，用行政手段代替市场交易的不确定性，在国营企业（过去的说法）内部建立起严密分工，丝丝入扣的三级采购供应站和垂直批发供货系统，商品流通实际上是按照固定供应区域、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