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论题起因

在经济转轨时期，特别是1990年以来，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发生了很大变化：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急剧下降，从1991年的0.855降至2000年的0.796；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率从1992年的9.9%下滑至1997年的3.4%时，消费增长率则从15.4%下降到1.3%；^[1]同期，城乡居民储蓄仍以每年20%左右的速度高速增长。消费行为的这一变化形成了这一时期消费需求相对疲软之势。由于居民消费需求是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这直接影响到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和经济增长速度。为此，政府和央行采取了一系列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包括增发国债以扩大政府支出、增加中低层居民收入、央行自1996年5月以来连续8次降息并开征利息税等，但到目前，消费疲软仍未走出低谷，城乡居民银行储蓄仍呈上升态势。究其原因，作者认为，这一方面可能存在政策的时滞，另一方面可能由于居民消费行为的变化有更深层的因素。探索这些深层原因是本文的主要目的。

显然，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很难由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LC/PIH）得到充分解释。根据Friedman的LC/PIH，消费取决于持久收入而与当前收入无关。然而上述数据显示，城镇居民的当前消费与当前收入之间存在很强的正相关关系，或者说，消费行为具有过度敏感性。Carroll和Summers表明，消费增长率与收入增长率之间的联系比持久收入假说和生命周期假说预言的要更加紧密。他们运用跨国及跨地区的消费与收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LC/PIH与观察到的行为特征并不一致。^[2]Campbell和Mankiw利用美国1948～1985年的宏观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发现美国居民的敏感性系数在0.4～0.5之间，因而拒绝了LC/PIH。作者也将应用过度敏感性假说来解释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变化。

有大量证据表明，流动性约束有助于解释消费对收入的过度敏感性，而且还有独立的证据表明，低收入居民确实受到了流动性约束。^[3]Flavin利用美国宏观经济数据进行定量分析后发现，消费对当前可支配收入的过度敏感性在一定程度上可由流动性约束得到解释。^[4]当消费者面临收入暂时下降时，由于不能或只能较少的从信贷市场借钱平衡消费，那么他们只能依据当前收入行事，所以，流动性约束使得当前收入对消费的重要性比持久收入假说预言的更大。

流动性约束不可能解释所有的过度敏感性。^[5]不确定性是导致消费者偏离LC/PIH的另一重要因素。收入的不确定性使消费者的行为变得更为谨慎，且使消费对当前收入更为敏感：预期收入增加将降低预防性储蓄，从而增加当前消费；相反，收入下降则会增加预防性储蓄，因而减少当前消费。这样就建立了当前消费与当前收入的正相关关系。

有关消费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涉及消费对利率的反应。Hall在假定实际利率不变的条件下得到消费的“随机游走”假说：C_t＝C_t－1＋e_t，这意味着消费的变化是不可预测的。Michener证明，在放弃这一假定后，实际利率使消费表现出过度敏感性。^[6]而Campbell和Mankiw的类似研究发现，实际利率对消费增长率的作用在统计上是不显著的。为分析央行连续降息的政策效果，作者在模型中也包含了实际利率这一变量。

针对中国居民消费/储蓄问题，许多学者做出了富有成效的工作。Qian^[7]指出，1980年中国居民储蓄的快速增长主要由于①消费品市场存在抑制性通货膨胀；②经济结构及居民消费/储蓄行为的转型，并强调了经济改革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引起人们的预防性储蓄动机。显然，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消费品市场过度需求的失衡状态基本得到了扭转，抑制性通胀假说不再成立，但结构转型和不确定性假说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袁志刚和宋铮^[8]在一个统一的经济学逻辑框架下，从LC/PIH、预防性储蓄假说和流动性约束等消费理论出发研究了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变异问题。分析表明：收入的上升及其大幅度变动、未来收入不确定性的增强、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流动性约束的存在等因素是造成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在转轨时期发生变异的主要原因。宋铮^[9]、齐天翔^[10]认为，居民储蓄高增长的主要原因来自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龙志和与周浩明利用中国居民1991～1998年间的平行面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城镇居民存在显著的预防性储蓄动机。^[11]叶海云通过建立一个“短视消费模型”，论证中国目前消费疲软的根本原因是短视行为与流动性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