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来讲，在2003年研究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问题是相当有意义的。因为2003年既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年度，更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年度。2003年不仅是亚当·斯密诞辰280周年（1723～1790）、大卫·李嘉图逝世180周年（1772～1823），而且还是马克思逝世120周年（1818～1883）、凯恩斯诞辰120周年（1883～1946）。在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史上，无论是亚当·斯密还是大卫·李嘉图，也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凯恩斯，其经济思想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而且随着各种市场经济制度的发展和演变，这些经济学界伟人思想的影响，不仅没有减弱，反而还有加强的趋势，尤其是在收入分配方面的研究更是如此。亚当·斯密和马克思非常关注研究财富的来源和分配，而大卫·李嘉图和凯恩斯却只关注研究财富的分配，尽管他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动机差异，但还是可以看出，关注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问题，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优良传统。

一 对于基尼系数的“警戒线”，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根据洛伦茨曲线找出的一种可以明显判断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标——基尼系数，至今仍然是一个极为有效的工具。根据该指标，基尼系数可在0～1的区间内取值，基尼系数越小，表示收入分配越是趋向平等，如果取值为0，则表示完全平等；基尼系数越大则表示收入分配越是趋向不平等，如果取值为1，则表示最不平等。联合国有关组织曾规定：基尼系数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等；在0.2～0.3之间表示比较平等；在0.3～0.4之间表示相对合理；在0.4～0.5之间表示收入差距较大；在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一般认为，基尼系数小于0.2为高度平等，大于0.6为高度不平等，国际上通常将0.4作为警戒线。应该说，将基尼系数0.4作为判断贫富差距的警戒线并非多余，它既是一种理论上的抽象，也是对许多国家实践的一种客观总结，因此对于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来讲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当然，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所以在运用基尼系数这一指标对一个国家的分配平等程度进行判断时，就还需要考虑其他因素（例如社会发展程度、居民的心理承受能力等）的影响。尽管如此，谁也不能否认，无论人均收入水平是高还是低，如果一个国家的基尼系数过大，的确反映了贫富差距问题的严重性；无论经济增长速度是高还是低，如果一个国家的基尼系数过大，其实质是反映了不公平增长问题的严重性。2001年1月11日国家统计局曾经表达了如下一种观点：“全国居民基尼系数已经接近0.4的国际警戒线，而且已是连续四年在上升，虽然与我们（注：指统计局）建议的0.45实际控制线还有一段距离，但收入分配的不合理状况及其发展势头确实应当引起高度重视了。特别应当指出的是，统计遵循的是大数法则，基尼系数体现的是全社会贫富阶层之间的整体差异程度，它抽象掉了个体的特殊性。而在实际经济生活中，确实产生了有天壤之别的两端：一端是人数不多却‘富得冒油’的社会阶层，另一端是少量生活非常贫困的底层百姓。”^[1]同时，国家统计局对于非常贫困的底层百姓的困境还进行了分析，提出对一些连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都很欠缺的底层百姓如果处理不当，很可能会在外部不良因素的影响下出现请愿、示威、静坐甚至卧轨、自杀、冲击地方党政机关等极端行为，影响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后果。应该说，国家统计局对全国居民基尼系数的计算只是其中一种结果，而其他研究结果则反映了更为严重的局面。例如有的计算了1988～1999年间，中国居民正常收入差别的基尼系数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从1992年起就已经连续突破0.4的警戒线，而如果考虑了偷税漏税、官员腐败、集团消费转化以及其他类非法非正常收入影响后，中国居民的总收入差别则在1988～1997年间一直处于0.4以上，1995年甚至高达0.5173。^[2]还有的研究报告指出，1995年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上升到了0.42，此后一直没有明显下降的趋势（柳欣，2003）。^[3]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收入差距问题仍然是严峻的。尤其是在2001年的“两会”期间，收入分配差距问题成为了“热点”问题，甚至时任总理朱镕基在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中，也将“农民和城镇部分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收入差距拉大”作为当前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在“十五”计划纲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