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正在进行一场东亚式并可能超东亚模式的经济现代化与社会转型试验

纵观世界，迄今大约存在着经济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的三种模式。第一种模式为典型的欧美模式，即政治变革在先，通过政治变革确立个人的人权和物权，并据此建立以民法为基础、宪法为框架的法制体系以及三权分立的政治市场系统。利用政治市场系统的稳定控制去构建基于人财产权和完全自由竞争信条的经济市场系统，从而推动经济的发展和就业及居住结构的现代化即城市化。在此过程中，基于自由结社与剩余财富和时间的互动发育出以非营利组织为特征的社会市场，从而推动社会的转型和现代化。形成了典型的欧美政治、经济、社会市场交织并全面推进的文明模式。

第二种模式即以英美为榜样在本国进行复制，如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埃及、利比亚、伊朗、南非等。这些国家基本抄袭英美模式，先建政治市场，继而推动经济市场并放开社会市场。但这些国家经过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奋斗，都未完整地复制出英美文明，而长期陷于政治变革超前，经济有增长无发展（即有GDP增长率但就业结构、城市化结构长期停滞不前），社会变革胶着、拉锯甚至长期陷于部族战争和宗法文明状态，从而鲜有成功模式的复制。大多数国家形成了政治民主的形式，实质上是传统的经济及社会力量与表面文明的政治形式犬牙交错地链接，反而抑制了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演进。大多数国家都闯不过土地改革、人口增长的理性控制、人人平等的基本权利等这些最基本的“大坎”，从而形成十分复杂的现代化胶着模式。

第三种模式是20世纪中叶之后在东亚地区试验比较成功的一种模式，由于这一模式主要发生在东亚地区，故称“东亚模式”。如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东亚模式并未简单仿效英美，而是另辟蹊径。首先东亚模式经济变革在先、社会变革次之、政治变革最后。其主要做法是：保持政治垄断和威权性，建立经济市场，同时控制人口和土地交易，从而推动经济急剧增长和就业结构及城市化的发展；随着财富积累、结构变化和公民意识的觉醒，东亚模式随后构建社会市场，让社会文明的民主从最基本最基层的社会问题开始演进；城市化达到70%～80%，民主协商社会事务成为普遍的社会运作方式时，东亚模式展开政治变革，政治市场应运而生。最终完成了经济—社会—政治的现代化变迁，创造了东亚独特的现代化模式。历史证明：东亚模式的发展路径与英美完全相反，但现代化结果却是“殊途同归”。

中国是东亚国家，无论从地缘政治文明、哲学、宗教，还是从历史文化积淀和思维习惯来讲，中国都是东亚文明的中心。因此，不管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如何起步，最终都会回到东亚文明的逻辑上来。自1978年开始的又一次现代化起航，中国开始借鉴和尝试成功的东亚现代化模式。首先保持政治的绝对威权和垄断，这很有利于计划生育（人口的理性增长）、土地改革、维护稳定等重大决策推行，从而使得率先放开的经济市场活力倍增，有力地推动了就业非农化和城市化的迅速发展。直至现在，中国才刚开始触及社会变革，而政治变革尚在初步探索阶段。就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且有2500年中央集权统治历史的国度而言，政治变革需慎重而稳妥。可以想见，中国在现代化路径上只能选择第三种发展模式，在东亚模式上做必要的创新，以使中国的经济现代化进程和社会文明变迁之路走得更稳更好，这或许就是中华民族后发型现代化带来的优势和福祉。找到东亚模式这个参照系，可以让我们更加理性和冷静，而不至每天急躁得总想“提着自己的耳朵离开地球”。

二 中国经济变革在这个时段上必然诱发社会变革

城市化率45%～65%是个“坎”。在这个“坎”上，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进入快速提升阶段，收入差距处于一个较大的张力状态上，各种社会问题和心理问题凸显，社会会进入一种冲突加剧和群体性焦虑阶段。很多现代化国家都经历过这一阶段，中国也正在经历这一阶段。

可以看到，一方面是这个阶段因产业结构的技术梯次过多、劳动力素质差异过大和资产化放大导致收入差距过大，暴富故事过多。而收入差距过大则容易诱发人的比较心理和产生较大的心理落差；其次，由于收入差距过大，橄榄形的中产阶级规模较大的阶层结构尚未形成，确实存在着许多弱势群体和社会的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