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以人类利益关系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问，经济学必然要以分配关系当作自己的核心问题。^[1]但分配如何决定，却一直是经济学研究中分歧最大的一个领域。这是它“研究问题的特殊性”所致。这种特殊性，使人们不可避免地带着特殊眼光来看待它，而难以采用“自由的科学研究”^[2]。这种情况决定了这方面的分歧会永远存在下去，这是不可能完全用“自由”和“公正”的理论研究来解决的。

一 市场经济的分配由生产关系决定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分配按什么原则进行，是人们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虽然“按劳分配”被认为是中国的一项主要分配原则，但按劳分配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却是中国学术界争论了数十年都没有明确结论的事。最近“十六大”报告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坚持在“按要素贡献分配原则”的前提下，实行按劳分配和多种分配方式相结合。这就从政策上给“按劳分配”的内涵下了定义，即“按劳分配”是按劳动力商品价值，或者讲按劳动力“消耗的劳”分配（在马克思那里，劳动力消耗的劳是与劳动力商品价值一致的，因为劳动力的价值补偿是根据劳动力消耗的大小来进行的），而不是按原来理解的劳动者“支出的劳动量”进行分配。因为“按劳分配”是在“按要素贡献分配”的原则下进行的，那么这种“按劳分配”就只不过是“按劳动力要素贡献”分配的另一种表述，而它的贡献量，根据“按要素贡献分配”的理论基础——边际生产力理论的说法，就是劳动力商品的市场价值。这说明，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按劳分配”只是“按要素分配”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撇开量的具体决定，仅就“劳”的内容来讲，“十六大”报告的认识是符合逻辑的（最主要的是，在政策上它更符合当前的需要）。自然，这并不是讲人们原来对“按劳分配”中“劳”的理解是错误的。因为“按劳分配”中的“劳”的内容是什么和应根据什么样的“劳”来进行分配，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而不是一个实证问题，所以不存在谁对谁错。这里之所以讲目前对按劳分配中“劳”的认识是符合逻辑的，只是因为传统上人们对“按劳分配”的认识（结论与前提之间）存在着逻辑上的不一致。对此，笔者早在1985年就指出，在以后也曾多次提出。^[3]

然而，“性质”认识的正确，并不意味着对“量”的认识也是如此。

虽然各要素参与分配都有它们的历史合理性与必然性，如劳动得到工资是因为它是保证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条件，资本得到利息或利润是因为资本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成果的保存形式，利息是社会为保存这种成果而对积累者奖励的制度安排（积累资本如果不能得到经济利益，不仅资本积累难以进行，而且会促使人们将已积累的资本非生产性地消耗掉，人类长期发展而积累起来的生产力因此就得不到有效保存和发展，人类福利的改善就没有可能，所以为了使生产力的已有成果得到保存并不断发展，就必须对人们保存和积累资本的努力进行奖励，这种奖励的形式就是利息。正是有了利息的作用，才使得社会生产力的已有成果得到保存并不断发展），土地得到地租同样因为它是保存土地肥力和有效利用的一种要求，但它们各自从社会总产品得到多大的份额或比例，却不是由它们各自的实际贡献来决定的。因为在联合生产和（各微观生产单位进行的）异质品生产系统中，是不可能计算出各自的实际贡献量的，所以根本不可能根据各自的所谓“贡献量”来进行，而只能根据各要素所有者之间的相对社会关系来进行。

我们知道，“按要素贡献分配”的理论基础是“边际生产力理论”^[4]。如果假设资本、劳动和土地都是生产要素，生产的产品与资本同质并可支付工资和地租，在单一产品模型中，这种理论就是无懈可击的，因此使这种理论在该领域长期处于支配地位。但20世纪60年代发生的“两个剑桥”之争，最终动摇了该理论的基础和支配地位。以琼·罗宾逊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指出，以边际生产力理论为基础的分配理论——按要素贡献分配理论，只在单一产品模型中才能成立，在异质品模型中则不能成立。因为在异质品模型中，为了比较不同性质投入产出的异质品，首先必须将它们转化成无差别从而能够直接比较的价值或价格；而要决定价格则必须同时确定利润或利润率；要确定利润率或利润则必须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