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在中国的城市化和城市成长的过程中，存在一个特殊的现象：乡村人口流向小城镇，小城镇人口流向中小城市，中小城市人口流向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人口呈现出向城市和中心城市单向流动的趋势，如图6所示。

图6 人口流动趋势

这种人口流动的趋势，只在两个时期出现异常：一是1959～1962年，全国约有2000万城市人口被送回农村；二是1966～1978年严格限制农民转变身份和城市青年“上山下乡”（武力，1999）。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调整了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政策，尤其是在推进市场化进程中，逐步冲破了隔绝城乡人口流动的户籍壁垒。在工业化的带动下，人口的城市化进程也在加快。但问题在于，人口和劳动力是单向的流动，排除了城市人口向乡村流动这种“反城市化”现象，城市之间表现为一种人口从“小”（小城镇、小城市）到“中”（中等城市），再到“大”（大城市），直至“特大”（特大城市）的单向流动。

何以解释这种现象呢？这是城市化和城市成长中的一般规律，抑或是规律在中国发生了变异？如果是的话，是什么力量促成了这种变异？

二 自然状态下的城市成长

城市的成长过程，包括单一城市自身的成长和一个国家整个城市规模的扩大，显然，它隐含着乡村人口的城市化过程。由于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使城市得以迅速成长。“自然状态”下的城市成长，就是不受政府政治等外部力量的约束和干扰，在市场规律作用下城市的自然成长。

城市化，经典的描述是城市拉力和乡村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一个连续均衡的国民经济中，城市化表现为因果链条上各类事件的最后结果：以导致工业化的贸易和需求的变化为开端，以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就业的平缓移动为结果（钱纳里、塞尔昆，1989）。

在城市化过程中，暗含着存在没有阻滞城乡之间劳动力自由流动的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假定。

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城市中的规模经济以及城市中因彼此之间距离较近，使得生产者能够以更低的成本从事经营，由此而导致聚集经济，它包括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如果某行业的企业生产成本随着行业总产量的提高而降低，就会出现地方化经济；城市化经济的范围则更加广泛，它来自于城市规模扩张后为所有企业带来利益。

很显然，成本的降低导致了企业向城市的聚集，从而扩大了对于劳动力的需求，表现在市场上却是两种相反力量的作用：

第一，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导致了劳动力价格的升高，进而导致了劳动与其他生产要素的替代，这取决于要素的边际技术替代率 、替代弹性 和相对价格（P_l/P_k或P_k/P_l）的变化。

第二，劳动力价格的升高导致了劳动力的流入，最终使劳动力市场得以均衡，形成均衡工资。如图7所示。劳动市场均衡于A点，现在因工业化造成劳动市场需求的增加，需求曲线由D移动至D′，新的均衡点为B点，而均衡工资由W₀升至W₁，但是由于新的劳动力进入，使供给曲线由S移至S′，新的均衡点为C点，则均衡工资又会回落到W₀的水平（不考虑供给弹性）。

图7 城市劳动市场的变化

对于农村劳动力来说，由于城市高收入的吸引，使其能够转移到城市进行工作，形成城市劳动市场的供给。虽然从根本上说，农业劳动生产率足够高，有剩余产品可以养活从事非农业生产的人口，城市才能产生、维持和发展。但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劳动人口的变化却很少受农业劳动生产率变化的制约。只要城市收入高于农业收入，高出部分足以补偿迁移成本（经济成本、社会成本、机会成本等），存在比较收益，农业劳动力就会转移。

可见，城市化和城市的成长取决于城乡之间的比较收益和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问题在于，城市扩张有无极限？如果有，那么它在哪里呢？事实上，当城市扩张到一定程度时，就会产生人口的“回流”，即从大城市向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流动。这时，会形成两个均衡。

第一个均衡：

城市规模的扩张过程，存在一个从规模收益递增到规模收益不变，然后再到规模收益递减的阶段。规模经济的存在，为人口和经济活动的地理集中提供了市场动力。城市扩张受到规模经济、需求范围（或市场区域）和运输成本的约束。但是，当城市扩张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出现：众多的人口拥挤在有限的空间，住房、交通紧张，就业压力大大增加；由于人口和经济社会活动的集中，特别是汽车等自动交通工具的增加，使环境